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开始了对中国的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包括北京和成都。除了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和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都准备明年到访中国的计划。默茨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到他在巴西G20峰会上与中国李强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他本人对在明年一月的某个星期出访北京充满期待。

另外，一直有消息称，斯塔默拟明年一月底访华，这会是他明年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中国官方未曾证实默茨和斯塔默访华的消息。

如此这般就是欧洲三大国争先恐后要到中国访问。这符合欧洲的需要。毕竟现在欧洲经济孱弱，中国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最好的生意伙伴。这点欧洲人也很清楚。但近期，欧洲在涉华问题上小动作不断。政治上，欧洲议会再次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错误举动；经济上，欧洲多国启动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调查，并持续限制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欧洲市场的正常经营。

一系列对华强硬举措，反映出欧洲在内部遭遇发展困境、外部面对美国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对华关系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的特点。

欧洲如此绝非基于自身根本利益与长远发展进行的理性抉择，完全有悖战略自主原则，损人不利己，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之所以欧洲会走入如此境界，必须认真反思。

首先，是欧洲精英从“政治家”退化为“政客”。戴高乐在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时，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欧洲自主性的深刻认知：“欧洲人的欧洲”必须摆脱成为美国附庸的命运。他看得清楚：没有独立的防务就没有独立的外交，没有独立的外交就没有独立的主权。

同一时期，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惊天一跪。那不是政治作秀，而是一个民族直面历史伤痛的勇气。这一跪跪出了西德与东欧和解的空间，跪出了“东方政策”的基石，也跪出了一个懂得从历史中学习的政治家风范。

再看看今日的欧洲“精英”呢？欧洲议会里充斥着律师、公关专家、活动家，却罕见历史学家、哲学家、战略家。当知识让位于意识形态，远见屈服于民粹，欧洲的决策过程就从理性思辨退化为条件反射。今日欧洲政客的狭隘视野，正在从内部瓦解欧盟的凝聚力。“价值观原教旨主义”正在取代务实外交。每个国家都只从自己狭隘的历史创伤或意识形态出发，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就沦为空洞口号。

欧洲经济正在为其政治领导层的短视付出沉重代价。比如说，绿色转型本是必要的长期战略，但在当前欧洲政客手中，却变成了不顾现实的跃进。欧盟的“绿色协议”设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却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和补偿机制。结果就是农民开著拖拉机封锁巴黎、布鲁塞尔的街道，抗议不切实际的环保规定威胁他们的生计。

再如，贸易政策上，欧洲正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一方面希望减少对华依赖，另一方面中国是欧盟最大交易伙伴；一方面批评美国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自己也在构建贸易壁垒。这种“去风险”修辞在实践中往往变成“去机会”，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正被美国竞争者蚕食。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政客高喊“战略自主”时，他们在国防、科技、能源等关键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却有增无减：F-35战机、云计算服务、星链系统、液化天然气——欧洲的“自主”越来越像一句空话。

欧盟诞“生于”二战的废墟上，其根本宗旨是“永不再战”。然而，今天的欧洲政客们正在将欧洲大陆推回对抗的前沿。1990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曾向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又译戈巴卓夫）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英寸”。

这个承诺被一次次打破，北约边界直抵俄罗斯边境。这就直接造成了乌克兰危机的暴发。乌克兰危机暴露了欧洲安全架构的根本缺陷：一个将欧洲大陆最大国家排除在外的安全体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欧洲政客们缺乏反思能力，只是一味加码军援、升级言论。

这种安全思维的军事化转向正在掏空欧洲的社会模式。当德国宣布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时，它削减的是教育、科研、社会福利的预算。欧洲正在从“福利国家”转向“堡垒国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公开、理性辩论的情况下。

更危险的是核扩散风险的增加。马克龙多次暗示欧洲需要自己的核威慑，波兰要求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德国绿党甚至讨论是否应拥有核武。当《核不扩散条约》的基石被动摇，欧洲正在打开潘朵拉魔盒。

欧洲战略自主的缺失不仅是能力问题，更是意志问题。从安全依赖北约到科技依赖美国矽谷，从文化荷里活化到金融华尔街化，欧洲精英已经内化了依附心态。敢于挑战美国立场的政治家，如当时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德国总理施罗德（ Gerhard Schroder ）很快就会被边缘化。

看回当下，欧洲确实现在面临内忧外患，想得到帮助，自己又扭扭捏捏。其实欧洲需要问，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应被简化为“制度性对手”？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应被简化为“永恒敌人”？与美国的关系是否应被简化为“无条件盟友”？欧洲需要基于自身利益的务实外交，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的条件反射。且，并不只是停留在嘴上！

确实，今天没有人能带领欧洲，可，为什么今天的欧洲难以产生戴高乐、阿登纳、邱吉尔级别的政治家？欧洲已经到了需痛定思痛的时候，欧洲并非注定衰落，但它确实需要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