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常被简化为一场由通货紧缩引发的政策失误——只要央行印够钱、压低利率，经济就能重回正轨。然而，前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最近在世界知识论坛上的演讲，彻底颠覆了这一叙事。他指出，日本真正的病灶并非货币，而是社会未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剧变而进化。

这一诊断不仅对日本具有反思意义，更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所面临的深层危机。这位前日本央行行长一直在中日韩的不同论坛上强调他所深刻认识到的这一论点。

白川方明直言：“40年前的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当前正经历与日本1990年代相似的人口拐点，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劳动年龄人口萎缩、老龄化加速。而韩国的情况更为严峻——其生育率已跌至0.6，远低于日本的1.2。这意味着，若不及时调整社会制度以适应人口新现实，后来者将面临比日本更陡峭的下行曲线。

那么，究竟是什么扼杀了经济增长？白川方明指出了三个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病灶。

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与代际创伤。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企业为求生存，大规模削减终身雇佣的“正社员”，转而依赖低薪、不稳定的非正规雇员。这一转变看似提高了企业灵活性，却在无形中摧毁了一整代年轻人的经济安全感。收入不稳定直接抑制了婚育意愿，形成“经济不安—少子化—劳动力萎缩”的恶性循环。正如白川所言，当年的资产泡沫，实为今日人口危机的元凶之一。

其次，是人口总量减少对生产率的“隐形绞杀”。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若按每劳动人口的GDP计算，日本在G7国家中表现优异。问题不在于个体效率低下，而在于“干活的人”正在急剧减少。更危险的是，人口结构变化会通过“银发民主”机制反噬财政。随着选民老龄化，政治压力迫使政府将资源从教育、基础研究等长期投资，转向养老与医疗等即期支出。国家因此逐渐丧失面向未来的能力——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

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一点，是文化规范对经济活力的窒息。白川展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男性分担家务比例越低的国家，生育率越低。在这一点上，东亚集体垫底。日本传统的“工薪族文化”要求员工以无限制加班表达忠诚，这种模式默认背后有一位全职主妇支撑家庭。但在双职工成为常态的今天，这种无限责任的企业文化不仅阻碍女性职业发展，更成为压垮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川尖锐指出，这种文化枷锁，才是扼杀增长的“结构性毒药”。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将日本问题归咎于通缩，开出的药方唯有“印钱”。这种解释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回避了痛苦的社会改革。但事实证明，即便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至GDP的130%，年均增长率仍停滞在0.6%。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人口结构失衡，正如止痛药治不好骨折。

对中国而言，白川的警示振聋发聩。中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左右，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十年下降，60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若继续沿用“刺激—增长”的旧范式，试图用基建投资或货币宽松掩盖结构性矛盾，恐将重蹈日本覆辙。

出路何在？白川的答案清晰而艰难：承认人口减少的不可逆性，打破刻板的性别分工，重构雇佣制度与社会契约。具体而言，中国需推动三大转型：

其一，劳动力市场弹性化与保障并重。应逐步废除“996”式加班文化，推广结果导向的工作评估；同时扩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覆盖，降低青年群体的生存焦虑。

其二，推动性别平等从口号走向制度。通过税收激励、育儿假共享、公共托育体系等政策，实质性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提升其劳动参与率与职业晋升通道。正如白川所揭示的，男性家务参与度与生育率高度正相关——这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宏观经济问题。

其三，重构财政优先级，投资未来而非仅维稳当下。即便面临老龄化压力，也需确保教育、科技、绿色转型等领域的长期投入。可探索“代际公平预算机制”，设立面向未来的主权基金，避免财政被短期福利绑架。

白川方明最后抛出的数据令人心悸：在日本，1940年出生者中仅15%无孙辈，而2000年出生者中这一比例将升至45%。当近半人口不再有后代，社会的利他主义与长远视野将随之瓦解。这不仅是人口危机，更是文明危机。

中国尚有时间窗口，但不多。真正的增长，从来不是靠印钞机驱动，而是靠一个能随人口变迁而进化的社会机制。否则，中国或许也将迎来自己的“误诊三十年”——用错误的药方，治疗一个被误解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