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8日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当中，离上次选举只约15个月而提前大选的高市早苗“豪赌”得极其成功。自民党－日本维新会执政同盟远远超过了高市为自己订下的联盟233席多数“最低目标”，两党分别取得了众议院的316席和36席，占总议席超过七成半。而自民党的议席不止远超原来的198席，甚至以一党之力越过了310席的三分之二推动修宪门槛，创下了二次大战以来一党获得最多议席的纪录。

在任只得3个多月的高市早苗，在选举政治的成绩上面，已经超过了2005年的小泉纯一郎，以及2014年的安倍晋三。两人都曾经带领自民党大胜，但也未曾达成一党独大拥有超过三分之二众议院议席的结果。

而且，在部份比例代别制选区当中，由于自民党得票过多，其参选名单人数不够长，因此把本来按选票应该属于自民党的14个席位“送给”了其他政党。这样的赢法，确实非常夸张。

总统一般的超级首相

拥有国会三分之二议席，自民党执政同盟就有能力推动修宪。不过，修改宪法还须要248席的参议院有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其后还需在60至180天内交付全民公投。目前，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在中只分别得101席和19席，推动修宪有一定难度，不过如果加上支持某程度修宪的国民民主党（25席），以及其他支持修宪的右翼政党，如参政党（15席）、日本保守党（2席）等，有支持修宪倾向的参议员数目就已经非常接近三分之二的门槛（165席）。

▼日本众议院选举后各党派席位分布▼

谈修宪，特别是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加入“自卫队”条文，甚至是“国防军”的确立，在日本依然有极大争议，执行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不过，国会三分之二议席同时给予自民党随意立法的权力，有权压过参议院的反对而通过任何法案。似乎是为了掩叙自己赢得“太过份”，自民党干事长在大胜之后也特别强调该党“必须克制依靠人数强行通过法案”，表明会同在野党尽力进行协商。

这次选举之后，在野党惨败。由立宪民主党和因为高市去年当选而脱离自民党执政同盟的公明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盟”，议席由167个大减至49个。在预计2月18日重启的新众议院中，所有委员会也将掌握在自民党执政联盟之手，不只控制委员会多数，还有权控制所有委员会的主席位置。在此之前，一些关键的委员会本由在野党担任主席，例如预算委员会就由原立宪民主党的枝野幸男主持，在程序上对高市执政造成困难－－而这一次枝野幸野连自己的选区议席也丢失掉。

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差距之下，反对党派几乎已经完全被扫除。唯一能够阻碍高市推动任何政策的大概就真的只剩下自民党的自我克制。

自民党在2024、2025年众、参两院选举大败之后，一直面临“缓慢亡党”的危机。高市这一次仅在三个多月的执政之后就把一个迈向衰亡的政党一举变成了日本大半个世纪以来也未有过的独大政党，也把其威望推至顶峰，党内大概没有什么人敢充当党内反对派，甚或是异议派系。

而高市这次几乎以她自己高达七成的民望一手促成民意支持只得三成多的自民党胜选，高市这位首相已不再是传统上的“同侪之首”，而将会变成一个“总统型”的国家领袖。

单从自民党胜选后的此刻来看，称高市为“战后最强势首相”实不为过。

可是，高市这一次凭其平民出身、女性背景、右翼主张和个人风格而赢得日本选民支持，其权力基础依然是建构在未干的水泥之上，随时可以说倒便倒。同时，权力的巅峰同样也是责任的巅峰。如果高市未能在政策上达成选民想见到的成果，唯一要负责的也将是高市自己。

高市要面对的挑战并不少。

大权在握反而是收回“台湾有事论”的本钱？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高市去年11月的“台湾有事论”依然是中日关系的核心矛盾点。高市在胜选之后，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也继续摆出强硬姿态，避答会否参拜，并称“正在努力创造环境”，希望“得到同盟国和周边各国的理解”，并以“创造互相向为国捐躯的人献上敬意的环境”为目标。

加上竞选期间高市扬言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和日本维新会共同推动将给予内阁紧急权力的“紧急事态条款”加入宪法等取态，高市主政之下的日本和中国短期内难有修补之望。连乐观的分析也只敢观望本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有没有可能变成高市和习近平破冰的场合。

在实际行动上，除了阻止赴日旅游留学、禁止日本水产进口之外，中国本年1月已公布了针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相关物品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和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的出口，并禁止任何国家或地区将原产自中国的两用物项转交给上述范围内的日本用户。目前，此等政策的具体实施还是处于“不禁不放”的状况，部份对日出口面对严重的审批延误，但一些人们关心的稀土出口却依然得到批准。

虽然如此，中日争端大概还不是高市马上就要应付的挑战。她针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某程度上是她这次带领自民党大胜的一大关键，帮助后者夺回流向更右翼新兴政党的选票，也营造出高市的强人领袖形象。

而吊诡的是，自民党的大胜却给了高市一个对华转向的空间，不必担心软化态度会影响其执政稳定性和权力基础。如果高市要这样做的话，困难只在于她能否在国内右翼维持其右翼代表的形象，同时逐步软化对华立场。

从过去的事例来看，高市的师父安倍本来也因其右翼主张而成为中国的眼中钉，但其后他却尝试转向修复同中国的关系。

对于成功夺得大权的高市，中国暂时的态度大概还是“听其言观其行”，先看看高市会否把握对华转向的机会。而且，由于4月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将访华，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能达成“新共识”，高市的“台湾有事论”也可能会失去其最核心的军事基础，让高市自己知难而退。

高市在3月19日即将会到访白宫，到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相关讯号。

负责任财政 vs 积极财政：“卓慧思2.0”？

对于高市而言，国内经济政策才是即时就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目前，日本国债占GDP比例已高达230%左右，而日元过去五、六年已从1美元兑稍多于100日元的水平大跌至接近1美元兑160日元的水平，而日本30年国债债息也达至本世纪以来未见的高位，处于超过3.5%的水平。

在通胀回归并持续多年高于日本央行2％目标的背景之下，高市依然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以帮助民众应付通胀，并加大政府在国防和关键产业上面的投资。

不过，此等政策取向在竞选期间已经引起过重大市场动荡。1月19日高市宣布解散国会提前大选之后，日元汇价一度大跌至接近1美元兑160日元的关口，30年国债债息也一度急升至3.9%的水平。其后，高市也发表过不知道弱日元是好是坏的言论，让此前因为美日联手入市传言而回升的日元汇价一度急挫。

高市去年11月已提出总额达18.3万亿日元的2025年补充预算，当中六成财源依靠发债。其在12月提出的2026年预算总额也高达122.3万亿日元，连续第二年创下历史新高。随着通胀重临、债息上升，日本举债成本愈来愈高，日本国家债务偿还额（本金＋利息）将突破30万亿日元。

分析人士开始担心高市早苗会不会遇上以英国最短命首相命名的“卓慧思（Liz Truss）时刻”，因为不顾债务、胡乱花钱的主张，遇上债券投资者大举抛售日债，引发金融危机。

手握大权的高市，此刻要面对的即时挑战就是一边推进她的宽松财政政策，同时另一边确保各界对日本政府财政稳健不会失去信心。本年4月，她就要通过2026年的预算。

高市上台之后一直寻求压制以财务省“深层政府”官员为代表的财政保守派，撤换了自民党税制研究会的原会长宫泽洋一，其财务大臣也由财政省官员出身的积极财政派人物片山皋月担任。同时，高市也正在推动将单年制预算计算改成多年制，此等做法让政府在诸如国防采购的项目上能获得更大的稳定性，并减弱财务省官员对预算的影响力。

高市强调其“积极财政”同样是“负责任”的。

在竞选前，高市曾提出冻结两年的食品消费税，以助一般民众应付通胀带来的生活开支压力。此政策将让政府损失5万亿日元的收入。但在竞选初期经历市场动荡之后，高市就绝少提及此项政策，似乎就是想要维持市场信心。到了胜选之后，高市才重提会推动此项政策。

此等迂回曲折的政治动作，显示出“积极财政”和“负责任财政”之间的核心矛盾。要如何在这个核心矛盾的局面之中，按照高市承袭自安倍的经济策略来重振日本经济，将会是高市马上就要面对、而且一直都要谨慎应对的挑战－－挑战失败的下场就是高市自己变成从比卓慧思更高处堕下的“卓慧思2.0”。

巧妙的是，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为日本经济去除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高市经济学”无往而不利。此刻，高市还未到被迫要在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之间作出取舍的地步，但到了她真的被迫要在此作出取舍的地步，恐怕已经为时已晚。到那个时候，这个战后最强势首相只会变成另一个曾经让日本人对前景重拾一丝希望的昙花一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