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关税战震荡、2025年“习特会”和缓，中美关系虽然惊涛骇浪，却也整体张弛有度。2月4日的“习特通话”，则又确保中美“斗而不破”的前行方向，并为后续的元首会晤进行铺垫。

从中方立场出发，台湾议题显然是通话重点，这背后当然与中日“台湾有事”冲突、美国破纪录对台军售有关；不过聚焦美国视角，这场通话除了稳定中美互动，显然也是在为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的“期中选举不输”服务。

例如在特朗普的事后发文中，除了综述双方谈话范围：贸易、军事、4月访华、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等，还特别强调中国将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考虑增购美国农产品，包括将本季大豆购买量提高到2,000万吨、承诺下季度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另外还有飞机引擎，“一切都非常积极”。

这就揭示一个有趣背景：从“特朗普1.0”到“2.0”，全球权力格局虽然不同以往，中美各自筹码也有不同，北京的“大豆牌”却反复出现，且似乎在贸易战中据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能以大豆进口为杠杆，迫使美方农业集团从内部反弹，同时在期中选举的背景下，进一步动摇共和党政府的选票基础，导致美国不得不调整政策。

当然，“稀土牌”明显更加关键，美国也因此积极尝试建立“安全供应链”；不过“大豆牌”的反复浮现，似乎又突显一个有趣剖面：在中美博弈的剑拔弩张下，美国农业集团似乎正在扮演“压舱石”，要从内部为两强竞速装设护栏，阻止贸易战的彻底脱轨。不过现实是否当真如此？或许要回顾两次贸易战的发展来确认。

“特朗普1.0”如何应对？

首先是“特朗普1.0”时期。毫无疑问，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后，美国农业就首当其冲。虽说部分美国农业集团初期支持政府，认为强而有力的姿态，其实是“争取贸易公平与更大市场准入”的必要手段。但后续发展显然适得其反。

根据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发布数据，2017年至2018年的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急遽下跌，直接从195亿美元降到了91亿美元。其中，大豆出口额由122亿美元大幅减少至31亿美元，基本上在中国长期吸纳美国大豆近六成出口份额的背景下，这种陡降不仅压缩美国农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必然动摇中西部农业的价格预期和生产决策。无独有偶，美国其他农产品如玉米、棉花和高粱等，也在中国转从巴西、澳大利亚采购后，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出口困境。

于是，美国农业界的立场也就随之转变，开始采取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要迫使特朗普政府调整立场。例如国家农民联盟、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和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等组织，就通过国会听证、媒体宣传和直接向白宫施压等方式，强调关税对中西部农业州造成的巨大损失，并以“经济受损”、“农民困境”的名义，要求政府出台补偿措施。以上种种施压策略，无疑提高农业利益集团在国会和白宫的谈判地位。

结果，特朗普政府被迫于2018年至2019年间实施“市场便利化计划”（Market Facilitation Program），也就是总金额高达230亿美元的临时农业救助政策，直接向因贸易战而蒙受损失的农民提供现金补贴，来缓解农业部门所受冲击，从而稳定农业经济，同时争取农业州的政治支持。

从结果来看，这种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业生产者的不满情绪，并且有助巩固中西部关键选民群体对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农业利益集团的持续施压，才迫使美国政府将“农产品采购”纳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核心条款，并在文本直接规定，中国应在2017年进口水准的基础上，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增加约125亿美元和195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可以这么说，这种条款正是美国农业界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不过即便农业集团声势浩大，影响力却也不是无远弗届。因为观察这段过程的施压博弈，基本上是农业集团通过游说和舆论制造压力，迫使政府用补贴和采购承诺换取政治支持。但观察关税政策的总体框架，其实并没有被显著调整，农业利益集团也没有能力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走向。

可以这么说，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中西部票仓的政治诉求，其实更多是自己必须在对华强硬同时，用财政性补偿作为政治平衡手段；对农业集团来说，则是在无法改变国家战略的情况下，设法寻求短期财政补偿做为可行出路。

最终，在这种勉强交易、求取交集的背景下，“受损—施压—补贴”的互动逐渐浮现，并且固化为贸易战后农业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互动的基本模式。

“特朗普2.0”摆脱依赖？

接著是贸易战更加疯狂的“特朗普2.0”。

在美国挥出关税大棒的背景下，中国随即对美进行反制，基本上除了各方关注的“稀土牌”，农产品当然也是重点。而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用延长对华高关税的暂停期来缓解紧张，但数据显示，在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这段期间，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下滑了39%，尤其是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重启关税措施后，下降趋势明显加剧。

结果，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就在同年9月预测：2025财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恐怕仅有1,730亿美元，进口额却将攀升至2,200亿美元，这意味美国将迎来历史性的农业贸易逆差。可想而知，美国农业利益集团迅速立刻进入了紧急动员状态，并且采取比起7年前更具针对性、也更加制度化的应对策略。

首先，这些集团进行了政治游说，积极向国会和白宫施压，包括发布联合声明、听证会等，来要求设立紧急补偿基金，同时希望政府实施大规模农业救助计划，以弥补因中国采取关税反制措施而导致的出口损失，从而稳定农民收入、防止农业经济衰退。

再来，农业利益集团也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也就是通过积极开拓新市场与对外合作，来逐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试图重构出口结构，因此农业利益集团也大力宣导为“美国农业出口促进项目”（U.S. Agricultural Export-Promotion Programs）增拨资金，重点投向新兴市场开发。

显然，经历“特朗普1.0”的首次震荡，这次农业集团已不只诉求财政补贴、将其作为应急纾困的手段，而是直接把市场多元化作为核心策略，试图重塑整体出口结构。而基本上，在基层农民经济压力上升、2026年期中选举将至的背景下，特朗普也必然要有所行动。

首先，特朗普政府延续第一任期的“受损—施压—补贴”政策逻辑，通过迅速建立补偿机制，设法缓解贸易战对农业出口部门造成的冲击。例如2025年3月，农业部就宣布启动资金规模达100亿美元的“紧急商品援助计划”（Emergency Commodity Assistance Program），来为可能受影响的生产者提供补贴。7月4日，特朗普又签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进一步扩展农业补贴框架，批准了总额约660亿美元的十年期农业支出。

以上种种补贴作法，都反映政府试图通过财政手段弥补贸易政策导致的市场损失，其实就与2018年实施的“市场便利化计划”所差无几，只是规模更大、机制更成熟。而从现实发展来看，农业利益集团其实也对这种“受损—施压—补贴”的模式形成了“政策路径依赖”，虽说补贴无法替代市场，却已是现实中少数能够迅速缓解危机、稳定农民情绪的有效手段。

再来，除补贴政策以外，特朗普政府还积极推动国内市场开发与双边贸易谈判，设法缓解农业出口压力。在国内市场方面，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于2025年6月提出要大幅上调生物燃料配额数量，其实就是要推动大豆油向生物燃料的大规模转化，尝试要为产能过剩的大豆寻找新出路。

在贸易谈判方面，特朗普政府则以“对等关税”为筹码，成功推动多项涉农双边协议。例如美国与印尼的关税协议就提到，印尼承诺采购美国农产品并向美国农业生产者完全开放其2.8亿人口的市场；无独有偶，美日协议也包含8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承诺。

当然，特朗普政府这种“内需拓展和定向谈判”的组合策略，短期内还是难以完全弥补对华出口损失，因此后续的“习特会”、“习特通话”中，特朗普还是不断强调中国即将采购美国大豆；不过“贸易2.0”浮现的新趋势，也就是美国试图构建更加多元的农业出口市场格局，其实已经揭露美国正在努力的新方向：要降低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正如被“稀土牌”触发的种种后续行动。

美国农业集团不只是受害者？

由此回顾美国农业集团在贸易战下的角色定位，所谓“压舱石”的角色定位，似乎就出现了模糊与位移。关键在于，这些农业集团的政治回应即便有效，却无法撼动美国整体的对华战略。

所谓有效，指的就是农业集团的集体不满，可以迫使政府出台补贴、设法推动豁免，将损失转化为可观的财政转移和有限的关税豁免，并让农民成为联邦政府必须优先安抚的群体。而这股脉动当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

例如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90天关税暂停令后，农业利益集团便纷纷表态支持，并敦促联邦政府利用这一窗口推进谈判，解决贸易争端、扩大市场准入；从中国视角出发，农产品采购当然也是对美可用的政策工具，因此即便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也没有全面切断美国农产品进口，而是仍为后续谈判预留空间。

但是长期来看，无论美国政府是采取广泛覆盖的补贴、或是点状分布的豁免，其实都是在既定的对华战略框架内进行利益再分配，而没有撼动以“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为核心”的政策前提。

可以这么说，在两次中美贸易战下，美国农业利益集团都在某些时刻，展现了“压舱石”或“缓冲垫”的降温剖面，但在中美战略博弈升级的既定趋势下，这种功能还是有其极限，甚至开始受到削弱。

一来，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的不满，舒缓农业利益集团在高关税问题的制衡压力；二来如前所述，经历两次中美贸易战冲击，美国农业界已经开始推进市场多元化。例如2024年数据就显示，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占比已从2020年的17.6%降至约14%，与此同时面向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出口则稳步上升。当然，这种转向无法全面弥补美国损失的中国市场份额，却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业利益集团对于中美和缓的渴求，以及要求政府改变政策的急迫感。

说得更直接，面对中美战略博弈升级、自己惨遭池鱼之殃，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当然还是期望和缓，并且希望政府推动谈判、避免脱钩，问题是这种影响力恐怕无法永远续航。因为随著财政补贴、市场多元化等替代机制出台，曾经的浑身浴血正逐渐成为可控伤口，这就意味所谓“压舱石”的功能也将随之动摇。

当然，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农产品采购还是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工具；但从美国的情境来看，农业利益集团的角色日趋复杂，可以说既是贸易政策的受害者，又是参与中美博弈的重要玩家。

作为受害者，这些团体在出口骤降、收入萎缩和债务攀升的冲击下，必须依赖财政补贴与政策支持维持生存；但作为玩家，这些团体又能凭借选票、游说和舆论动员，迫使联邦政府不断调整补偿机制，同时推动美国农产出口的市场多元化，并在生物燃料等新领域“另辟蹊径”。

结果，农业利益集团虽能在国内政治层面争取补贴与政策缓冲，却难以改变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根本政策方向，否则第二次中美贸易战便不会爆发，正如其虽可能在关键政治时期发挥舆论与选票影响力，但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似乎正随补贴机制的成熟、多元市场的探寻，而开始被不可逆地被削弱，尽管这也注定是个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