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初，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实业运营近30年的巴尔博亚港（Balboa Port）与克里斯托瓦尔港（Cristóbal Port）特许合同“违宪无效”，总统穆利诺（Jose Raul Mulino）随即以“尊重司法”为由为其背书。

几乎如出一辙，2025年荷兰亦以新设安全审查法冻结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Nexperia）管理权。这两起相隔大西洋的事件，表面是主权国家的“合法裁决”，实则暴露同一趋势，即西方正系统性地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已合规运营多年的中资资产实施“追溯性剥夺”。

面对这一“合法化掠夺”新常态，中国清晰表达了若仅止于外交抗议，无异于纵容西方以及更多中小国家效仿。由此，北京的战略逻辑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从忍让维稳，转向以精准反制提高违约成本，捍卫海外万亿级资产与契约秩序的底线。

巴拿马从来不是“中立棋手”

这场风波早已超越商业纠纷，演变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缩影。而对中国而言，更大的危险在于，若仅以外交抗议应对，无异于向全球释放错误信号——在美国压力下，撕毁与中国企业的合法合同不仅可行，而且“安全”。

表面看，中国握有实打实的经济筹码。根据两国官方数据显示，作为巴拿马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商品占科隆自由贸易区（Colón Free Zone）供货量的35%以上；中国货轮贡献了巴拿马运河22.7%的货运量，通行费收入占比高达30–40%；中资在港口、公路、能源等领域累计投资近19亿美元。一旦这些流水中断，巴拿马财政将立即承压。若10–15%的中国相关航运改道秘鲁钱凯港（Chancay Port）或墨西哥陆海通道，该国每年可能损失3亿至5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约800亿美元）的0.5%以上。

但经济杠杆的效力，终究受限于结构性权力的不对称。巴拿马并非普通主权国家，而是美国百年战略布局的产物。1903年，正是在美国策动下，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独立，随即签署条约将运河区永久交由美方控制。即便1999年主权移交完成，美国的影响从未真正退场。

今天，巴拿马使用美元为法定货币，金融体系完全嵌入美联储轨道；其政商精英多受美式教育，家族资产多存于美国银行；法律、能源、通信等关键行业由美资主导；更重要的是，五角大楼始终将运河视为“国家安全红线”，保留着基于《巴拿马运河中立条约》的干预权。

正因如此，当华盛顿释放哪怕最微弱的战略信号，巴拿马政府的回旋空间便急剧收窄。此次港口风波，表面是法律纠纷，毫无疑问是巴方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地缘焦虑所作出的预防性回应。在中美对抗日趋零和化的背景下，小国的“平衡术”已难维系。巴拿马的选择逻辑清晰而残酷——得罪中国，可能损失订单；触怒美国，却可能危及国家主权完整性。

然而，这一赌注的风险正在上升。中国的反制虽不至于彻底切断巴拿马的经济命脉，却足以动摇其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信誉。若中方持续引导货轮改道，并在中国控股的海外港口（如希腊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比利时泽布吕赫港Zeebrugge）对巴拿马籍船舶实施技术性限制（如延长PSC检查、提高环保查验标准），全球船东或将加速更换船旗。

目前，全球约20%的商船挂巴拿马方便旗，年注册收入约2亿美元。一旦信誉受损，这一“国家支柱产业”亦将动摇。

从抗议到威慑：中国的战略觉醒

真正令北京警觉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示范效应。若放任巴拿马以“司法独立”之名行背信弃义之实而不付出足够代价，未来将有更多中小国家效仿——尤其在华盛顿“去风险”（de-risking）战略全面铺开的背景下。

几乎如出一辙的剧本，早在2025年9月已在欧洲上演。荷兰政府援引2023年生效的《投资、兼并与收购安全测试法》（Vifo Act），对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Nexperia）实施管理权冻结，法院也已前所未有速度配合政府的决定。

事实上，类似剧本已在多地上演：2021年，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远海运（COSCO）增持鹿特丹港（Port of Rotterdam）欧罗波特码头（Europoort）股份；2022年，德国汉堡港（Hamburger Hafen）因中方收购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HHLA）35%股权引发政治风暴，最终交易大幅缩水；澳大利亚自2015年将达尔文港（Port of Darwin）租予岚桥集团99年后，近年持续推动立法赋予政府“强制回购权”。

未来，由中国远洋海运主导建设的秘鲁钱凯港（Chancay Port）预计2026年底启用，被视为绕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支点；中远海运持股85%的比利时泽布吕赫港（Zeebrugge），地处北约核心腹地等等，皆是尤为敏感的节点。

正因如此，中国此次对巴拿马的反制——暂停国企新项目谈判、评估现有合作、引导航运改道……，以及对荷兰安世事件的回应（限制关键芯片出口、审查荷企在华业务），并非情绪化报复，而是战略必需。北京深知，真正的威慑不在于言辞激烈，而在于让违约成本高到无人敢轻易尝试。中国掌控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集装箱吞吐量，完全有能力通过合法合规的技术性措施，让违约方切实感受到经济痛感。

对于中国的反制，西方国家势必继续在政治与舆论场扣上“经济胁迫”的帽子，仿佛只有它们才有权定义何为“合法反制”。但今日西方阵营的信誉早已今非昔比，尤其当美国政治再度转向“美国优先”——无论由谁执掌白宫，其单边主义行径已严重侵蚀西方自身倡导的规则信誉。在此背景下，那顶“胁迫”的帽子，也越来越难戴得稳。

过去二十余年，中国在海外经济利益遭遇政治干预时，普遍采取克制与协商策略，其逻辑根植于两大前提，中美关系尚存合作基础，以及中国自身仍处于“韬光养晦”发展阶段。然而，随着美国将中国明确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在科技、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系统性推动“脱钩断链”，原有的战略环境已彻底改变。单方面忍让不再被视为善意，反而被解读为软弱。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正经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设防”的根本转型，进入所谓“防御性强硬”（defensive assertiveness）新阶段。这一转变并非追求扩张或对抗，而是以精准、合法、可承受的反制手段，建立“违约必付代价”的清晰预期。

北京多次强调，“以斗争求安全、谋发展”——这句话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对外经济工作的基本逻辑。其核心目标不是惩罚，而是威慑。通过提高政治背信的成本，阻止“合法掠夺”成为新常态，从而为未来数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筑底线安全屏障。

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不断试探中国维护其根本利益的决心。无论是面对战术性试探，还是战略性围堵，中国反制的逻辑已高度清晰，这种反制精准嵌入全球供应链、金融流与市场准入体系，形成“结构性回应”。其深层意图在于重塑博弈预期——在中国的核心利益边界上，妥协换不来尊重，唯有实力才能守住契约。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当前西方最不愿承认、却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

巴拿马或许以为，牺牲一家中国企业，就能换取华盛顿的安全背书。但它忽略了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实：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满足于做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当“法治”沦为地缘工具，契约的尊严，只能靠实力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