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本质上是一场缺乏一致逻辑的政治投机。从最初标榜“解除核武与导弹威胁”，到突然转向支持“政权更迭”，再到利用谈判窗口实施精准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伊战略重点始终在多个维度间摇摆。
撰文：马晓霖 朱政宇

这种变幻莫测并非源于宏大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是源于特朗普个人对“显性胜利”的追求。他倾向于将军事行动纳入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之中，把武力作为擡升筹码、压缩对手选择空间的手段，并试图借由对哈梅内伊等伊朗关键决策层的打击来塑造阶段性胜利叙事，从而为尽快收束行动提供政治依据。然而，这种策略在执行层面表现出严重的脱节：特朗普在言论上鼓励伊朗民众“夺回国家”，在行动上却极力规避大规模地面投入。这种既想要政权更迭的果实，又不愿支付长期成本的矛盾心态，使得美国的行动止步于“只砸不拆”。

为何说美对伊“只砸不拆”？

该模式背离了美国过去强调目标明确、手段压倒性且具备清晰退出机制的鲍威尔主义。《外交事务》杂志指出，在若干关键维度上，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反鲍威尔主义”倾向，并将其与科林·鲍威尔（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任期国务卿）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形成的战争原则进行对照。按照鲍威尔的理念，动用武力应当是在外交、经济等手段穷尽之后的最后选择，同时必须设定明确目标、规划清晰的退出路径，并获得充分的公众支持。相比之下，特朗普更倾向于将军事行动视为多种政策工具之一，用以提升谈判筹码、制造战略突然性并促成可见结果。

从在红海对胡塞武装的有限打击，到突袭委内瑞拉并掳走总统马杜罗，再到针对伊朗的斩首行动与大规模空袭，特朗普政府将军事力量视为谈判筹码的延伸而非最后手段。通过摒弃国内辩论与盟友协调，特朗普政府利用出其不意获取心理优势，并以空军、特种部队的精确打击替代大规模地面占领。

这类有限、高精度的军事行动意在以较低的政治与军事投入形成威慑效应，但也以降低政策可预期性为代价。其结果是，动武条件与升级边界更为含混，既可能增加对手误判风险，也可能在红线不清的情况下促使对手采取更高烈度的报复行动以争取战略主动。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军事高压，实现全球能源霸权并为国内政治困局纾困，但其战略目标与执行手段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

在国内，特朗普面临关税政策失效、通胀反复及中期选举压力，急需外交“大捷”转移选民注意力。在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控制委内瑞拉与伊朗的油气资源，实现对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对主导，进而巩固石油美元体系，阻断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的去美元化进程。

尽管特朗普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但眼下缺乏地面部队支撑的空袭无法彻底清除深埋地下的核设施。这种“只砸不拆”的行动极易演变为消耗战，反而暴露出美军在巡航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库存上的短缺，削弱其在印太方向的战略储备。

伊朗正将美国拖入成本陷阱

伊朗在遭受系统性“斩首”后表现出极高的生存韧性，其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与“以本伤人”的消耗战略正将美国拖入成本陷阱。

即便最高领袖及部份军方高层受到“团灭”式重创，伊朗依托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安全体系所形成的权力与控制网络，仍具备维持政权运转与危机应对的能力。伊朗当局采取了梯度升级的报复策略：通过向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发射低成本无人机与旧型导弹，迫使对方消耗昂贵的拦截系统。

单架成本约2万美元的无人机对应的是数百万美元的防空成本，这种非对称消耗正逐渐触及美以防御体系的临界点。同时，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通过威胁全球20%的石油外运通道直接推升能源价格，精准打击美国经济对油价的高度敏感性，试图利用美联储在通胀压力下的决策困境，从经济维度反向制约美国。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在战争冲击下发生深刻位移，以色列的单边主义冲动与地区国家的安全焦虑正瓦解既有的外交努力。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将美军卷入对伊战火视为彻底铲除“抵抗之弧”的战略机遇，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不受挑战的区域霸权。但这种态势导致海湾国家陷入极端被动，沙特等国尽管不满伊朗，但更恐惧战争溢出效应摧毁其长期构建的经济多元化愿景。

伊朗对海湾民用基建的打击，打破了这些国家对美国安全伞的幻觉。随着土耳其因担心难民潮与库尔德势力擡头而保持警觉，俄罗斯因油价上涨获取军费盈余，地区局势并未向美国预期的“解放”方向演进，反而可能催生一个以以色列为唯一核心、却因缺乏规则支撑而更趋动荡的碎裂化中东。

美以兑现政治利益的可能方式

美以此次行动能否兑现政治利益，取决于能否在通胀反噬美国信用之前，寻得一个足以宣布胜利的“足够好”节点。

特朗普的战争逻辑允许他在目标未竟时单方面定义胜利并宣布退出，这种灵活性是其逃避长期责任的手段。然而，由于缺乏对战后秩序的政治安排，任何炸出来的权力真空都可能被更极端的势力填充。当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火扩散至全球金融市场，若石油溢价导致美国国内生活成本失控，这场原本用于巩固权力的军事冒险，终将反过来吞噬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基础。

在此背景下，尽管特朗普对冲突的表态涉及更为宽泛的战略目标，但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方在阶段性军事行动后宣示伊朗威胁已被显著削弱、地区威慑得到恢复，并以此为依据收缩行动范围，而非进一步介入伊朗内部政治重构。至于这一相对克制的收束方式能否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接受，以及地区局势是否具备相应的降级条件，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计划、没有战略，也不清楚将走向何方或将如何结束的战争。

（马晓霖为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朱政宇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