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缘政治正处于深刻的范式转移中，过去数十年被视为“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体制摇摇欲坠。同时，中国崛起之下，其治理模式及价值观也为外界所注目，然而在西方话语权主导的世界里，从滤镜下看中国并不透澈。
在本港生活20多年的泛亚智库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GIFT）创办人Chandran Nair，早前出版《了解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 : Governance, Socio-Economics, Global Influence）。他指出，世界正逐渐从盲信意识形态标签，转向评判政府能否提供实质福祉。Nair见证中国三十年转型及经济发展，分析中国模式，以及西方话语权在后殖民时代的集体焦虑。
而且，作为早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马来西亚印裔商人，他剖析了从美元霸权衰落到联合国体系失灵的现状，并针对香港如何在去殖时代下的恐惧与制度优势之间重拾自信，建议香港把自己打造成亚洲智识中心。

以下为香港01记者跟其访谈节录，对话内容为英语，经翻译编辑。

西方的集体焦虑与“中国批判”

记者：我们不如先谈一下你的新书《了解中国》。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写这本书？因为你的前三本书并非完全关于中国，是什么让你此刻想写第四本、关于中国的书？

Chandran Nair：写这本书的驱动力源于我拥有一种在某些方面颇为独特的视角。这并非说我极度专业，而是我拥有不同的独特经验，主要是我有幸目睹了中国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转型。我从一个来自东南亚、已经沉浸在中华文化的人的视角来看待它。对我来说，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不是所谓“奇怪的人”，因此没有那些误解与偏见。

我在1990年代来到香港，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我有幸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曾在非洲待了将近五年研究发展问题，也非常关注社会正义与环境议题。当我观察中国、非洲、印度的发展，并看到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崛起，我觉得我必须说些什么。

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引发了西方非常负面的反应，虽然我不反西方，但我看到这非常不公平。我不是西方记者，我来自技术专业背景，并在工作中沉浸于中国，因此我觉得是时候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成功——尽管它并不完美。

中国的成功建立在几个西方日益忽视的要素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明确的技术战略投资、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长期的规划。现在自由民主体系正在失败，因为在这种系统下，没有人能为未来五年、十年做规划，更不用说两年了。中国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虽然不完美，但其“治理能力”（Competence）是不容否认的。贤能政治不应被简化为精英主义，它关乎责任、能力以及一个不容忍滥用职权和无能的系统。

记者：你在写这本书时，一定有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沟通。我的意思是，沟通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你的书用英文写，对象是英语使用者或读者。要尝试与西方人沟通、谈论中国，困难在哪？

Chandran Nair：在写作时你必须不断思考：谁是我的受众？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对我来说，最挑战的事在于：目前存在著大量针对中国的宣传，同时有一小部分人写亲华的内容。在这种不对称的宣传战中，任何被视为写出亲华内容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非华裔的人），常被指控为中共代理人。

困难在于如何写出一本不被贴上标签的书，确保每一句话、每一段落、整本书的布局都能让读者读后说：“这本书不是反对或支持，它只是在陈述事实，你可以自己去查证并得出结论。” 它也清楚说明了中国的挑战与弱点，但事实是，中国的成功是不容否认的。最难的是在一个西方读者会立刻认为你“亲华”的世界里说中国的好话。

甚至连找出版社都很难，因为国际出版社多半希望你写一本主要批评中国的书，然后才附带说几句好话。西方同行评审受过的训练就是要求你对中国持批判态度，否则就会被视为偏颇。

记者问：你提到的这种“被期待批评中国”的现象，是否就是你常谈及世界正经历“去殖民化最后阶段”的一部分？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Chandran Nair： 绝对有。去殖民化时期在西方造成了焦虑。前帝国列强在去殖民时，必须意识到他们需要与那些长期被视为弱小、低人一等的人合作。这非常困难，特别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以及更重要的是——放弃经济霸权（Economic Hegemony）的现实。这正是美国与欧洲目前正在经历的痛苦。

西方宣传机器将中国描绘成威胁，因为这是400年来第一次有一个非西方文明在各方面成为平等的对手。这种恐惧导致前帝国列强内部的所有机制，都在贬低这种崛起，因为这是他们保留经济与文化权力的唯一方式。

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去殖民化意味著要开始审视中国说的话是否也是真实的，而不仅仅盲从西方媒体的论调。

西方列强之痛：全球去殖化的最后阶段

记者：我想把你刚才所说的与近期的国际事件联系起来。比如在达沃斯（Davos），卡尼（Mark Carney）关于所谓“旧世界秩序不再”的演讲。你觉得卡尼的演讲，或者斯塔默（Keir Starmer）与默茨（Friedrich Merz）先后访华，是否预示著他们（西方国家领袖）试图改变？还是，这只是因为他们试图应对特朗普的威胁而产生的短暂时刻？他们是在思考新世界，还是这只是暂时的？

Chandran Nair：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在关于达沃斯虚伪性的文章中提到，卡尼的话听起来好像他正在经历某种新事物。但我说，非西方世界 400、500年来一直都在菜单上，我们从未在餐桌上。这种痛苦现在正传递到西方，因为霸权美国开始吞噬或对抗其盟友。

我认为这是西方的警钟，特别是欧洲人正在觉醒，发现他们不能信任美国，但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新闻。

欧洲人与加拿大人跟美国捆绑得太深，即使知道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仍选择跟随以维持经济优越感。我认为欧洲应该与美国“脱钩”，并非不当朋友，而是要寻求外交主权，不要选边站。你不能永远与一个仅占世界 4% 人口却动辄采取激进行动的国家结盟，那是极其危险且不道德的。欧洲需要重新找回其外交政策的主权。

治理品牌的竞争：贤能政治 vs 自由民主

记者问： 虽然我们看到全球很多例子，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ies）正让他们的人民失望，但不可否认，“自由民主”依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品牌。相比之下，你形容中国实行的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但中国并没有像西方输出民主那样去推广自己的政治制度。对于大众来说，“贤能政治”听起来远不如“自由民主”那样动听。在建立多极世界与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过程中，中国是否缺乏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品牌？

Chandran Nair： 妳说得非常对，品牌建设至关重要，而品牌本质上就是一种宣传。中国未来需要努力的不是搞宣传，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去构建多极世界。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世界与“新自由主义民主”这个品牌拥有超过一百年的领先优势。为什么全球都对这个品牌深信不疑？即便法国、美国这些国家在谈论自由解放的同时，曾在非洲和全球各地压迫与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曾是殖民地的受害者，我们从小阅读他们的书籍，而非我们自己的。因此，我们非常愿意接受西方的叙事。

但现在，这个品牌的核心正在改变。评判一个国家的标准不再仅仅是它是否标榜民主，而是看它为人民提供了什么样的实际治理成果（Outcomes）。中国的品牌正因为其成功的治理结果而迅速崛起。即便是在充满怀疑的地方，深思熟虑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群人确实做对了一些事。”这需要人们具备超越意识形态的视野，客观观察哪个国家正在取得成功。

我来自发展中国家，我可以告诉妳，全球的开发中世界真正渴望的就是贤能政治与“称职的人才”。但我们必须划清界线：贤能政治不应与那种“唯精英论”混为一谈——即认为只要读过名校就是贤能。

真正的贤能政治其定义要广泛得多，它关乎责任感、实际能力、职务称职度，以及一个不容忍滥用职权与无能者的治理系统。中国正在构建这个品牌，虽然在过程中必须小心避开各种可能滑倒的“香蕉皮”，但其核心在于提供实效。

记者： 当我们谈论“贤能政治”时，新加坡常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为什么新加坡的模式能获得西方甚至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同样的逻辑放在中国却不一定被接受？

Chandran Nair：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加坡的品牌建立花了二、三十年，直到近十几年才真正被全球公认为“伟大”。当初李光耀在做这些事时，西方媒体也曾批评他是独裁者。

妳须记得，当年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时，他首批拜访的人之一就是李光耀。想像一下，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领袖，去向一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小国取经。因为邓小平知道，李光耀所实践的正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特质的治理模式——包含贤能政治、责任义务与社群主义。

李光耀本身就是华裔，他成功地将这种文明底色制度化。新加坡的成功证明了，这种基于实效与能力的治理模式在人口规模较小的环境中能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而中国则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上进行同样的尝试。

记者：除了“民主”这个品牌，西方另一个强大的品牌是“人权”（human rights）。如你所说，你批评人权总是被武器化。那么，全球多数国家（Global Majority）应该如何重新定义“人权”，以优先考虑你提到的集体福祉与发展，而非个人自由？

Chandran Nair：在目睹了西方对加沙屠杀的直接共谋后，西方已失去教训他人人权的资格。对我而言，最基本的人权是：安全充足的食物、干净的水与卫生设备、安全稳固的住房、基础能源、医疗与教育。这是国家的首要义务，中国已经做到了。

西方总把人权等同于言论自由，因为他们从未生活在没有暖气、没有电力、没有食物的世界。自由从不是无限制的，每个社会都有其限度。西方让我们相信只有一种方式（多党制），但我们看到多党制下腐败领导人进场，除了金钱政治外一无所获。在开发中国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称职的官员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而不仅仅是政治口号。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机构出现了功能失灵。特朗普正在倡导某种和平计划，但中国似乎仍是这些机构的坚定支持者。面对强权的否决权，战争似乎无法停止，中国该怎么做？是继续支持联合国，还是应该创立新事物？

Chandran Nair：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一种“摸著石头过河”的状态。幸运的是，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侵略性，美国试图打破联合国，是因为它不喜欢那种即便不完美、但相对有序且大众皆有发言权的体系。中国不想打破联合国，因为它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能完全取代它。中国的做法是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试图在现有框架内进行长线的改良。

但我认为，中国要在这场全球博弈中真正取得突破，必须采取一个具备“游戏规则改变者”（Game Changer）等级的战略，那就是主动支持印度并与之交好。

我曾多次向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建议：中国应该公开、坚定地支持扩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明确支持将印度纳入常任理事国。 想像一下，如果中国主动支持印度加入安理会，这会释放多么强大的讯号？ 这不仅能化解中印之间长期的紧张，更会让这两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文明古国站在一起，这将彻底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版图。

我主张将安理会从现在的 P5（五个常任理事国）扩张为 P7：纳入印度：代表南亚与新兴大国的崛起。纳入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作为一个整体席位。

这样一来，P7 将代表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会让任何单一强权想要随意行使“否决权”变得极其困难且代价巨大。 虽然美国可能永远不会同意取消否决权，但当体系中有了印度和非洲的实质权力，那个由前帝国列强主导的不公平秩序就会被实质性地稀释。

中国目前在加沙或乌克兰问题上显得有些迟疑，是因为它不希望因过度扩张而破坏长期的战略规划。 中国的哲学是“通过发展实现和平”。 我相信，只有当中国愿意与印度建立深厚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国际体系中为印度背书时，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多数”（Global Majority）话语权才会真正成型，而不是让印度被西方拉拢去对抗中国。

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中国展现出超越当前地缘矛盾的大国气魄，但这才是破解国际机构失灵、对抗西方霸权的最有效路径。

香港的后殖民创伤与技术官僚思维

记者：关于香港，你也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如你所说，全球正经历去殖民化的最终且动荡的阶段，这对香港人来说非常痛苦，因为我们不只像其他殖民地般独立，而是要重新融入一个制度完全不同的强国。这种痛苦是摆脱“殖民心态”（colonial mindset）的必要创伤吗？还是说，我们对于过去 20 年被仓促推向去殖民化，担心失去我们旧有成功的制度（如法治、法律框架）的恐惧是合理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Chandran Nair：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香港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独立成国，而是回归祖国。五年前的动荡也是去殖民化的一部分。香港曾像个“孤儿”，中国一方面想坚持“一国两制”，而香港官僚则因为缺乏能力。

我认为这种痛苦很大程度源于“思想殖民”的根深蒂固，许多人被教育得拒绝自己的身份，这种心态的转变需要长时间的过度。从1997年起，学校和教会就在潜移默化中让香港年轻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并不认为香港正在失去优良的制度。虽然人们常讨论法治的侵蚀，但实际上香港的法治依然强大，企业依然可以透过法律途径挑战政府。真正的挑战在于治理逻辑的转型。

香港过去的成功部分建立在殖民时期的技术官僚思维上，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处理社会正义问题，特别是住房。我真正担心的是政治结构中出现太多“Yes-men”，缺乏自信的官员只会揣摩上意。香港官僚系统缺乏独立思考的传统，只会遵循过往的惯例。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房租、住屋政策。在一个如此富裕、拥有中国作为腹地的城市，让四口之家挤在200呎的“㓥房”，这应该是违法的。这是港府过度依赖市场哲学、受制于地产利益集团的恶果。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比香港好得多，因为新加坡有社会承诺。只要能改善如住房这类底层生活质量的问题，香港的制度优势与社会稳定将会得到真正的巩固。

记者： 作为香港传媒工作者，我们常被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设定中：你要么被视为亲西方、支持民主营地或自由价值的捍卫者；要么就被视为亲中。既然你经常谈到我们必须建立非西方的世界观，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打破常规，说好中国、亚洲，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故事”？

Chandran Nair：香港现在像是一片“知识沙漠”（intellectual desert），只是在批量生产专业人士。社会讨论过于聚焦在金融、地产和标签化的政治立场，缺乏深刻的辩论。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智识框架。

我建议香港应该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亚洲的知识之都”（Intellectual Capital of Asia）。这意味著香港不应仅仅是一个金融中心，而应成为引领多极化世界讨论的枢纽。我们需要邀请内地的顶尖知识分子与国际思想家在此交流，透过跨文化的深度对谈，打破对于“大陆化”的政治恐惧，将其转化为对全球治理与文化复兴的探讨。

我们需要建立“全球大多数”（Global Majority）的叙事视角，主动定义自己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位置。这需要香港人重拾文化自信，将殖民时期的被动思维转化为具备全球视野与社会正义感的治理叙事。只有当我们开始讨论更深层的智识问题时，那些浅薄的政治二元对立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