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政权挟其高度支持率，高举“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大旗。然而，有不少专家对于财政扩张政策发出警示。

作者：河村小百合。日本总合研究所调查部主席研究员，亦担任日本财务省财政制度等审议会财政制度分科会委员等职务。

内阁上任半年旋即陷入困境

今年2月众议院大选，高市早苗政权以席卷之势，赢得压倒性胜利，无疑地强化其政治基础。然而，谈及市场的评价，情况则截然不同。

经济安全保障本为高市政权置于最优先之课题，但2月底突然爆发伊朗战争，全球随即陷入名副其实的“石油危机”状态。日本于“经济安全保障”层面的脆弱性，演变为现实问题，一举喷涌而出。讽刺的是，高市政权此刻正疲于应对此局面。

高市政权续推扩张政策恐惹火自焚▼▼▼

2026年度原始预算虽跨越年度，终于在4月7日勉强拍板定案，然而利率攀升与日圆贬值之情势日益加剧，对于日本经济而言，甚至已浮现未来将落入停滞性通胀（译注：滞胀stagflation）之可能性。

在严峻的金融与经济情势之下，高市政权的财政运作，就任仅逾半年即立于绝境边缘。财政运作成为高市政权今年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若应对失当，恐将成为政权存续之致命伤。

高市政权财政运作态势备受质疑

高市政权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政策招牌，去年年底通过约18兆日圆规模的2025年度修正预算，近日又拍板定案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年度原始预算，总额高达122兆日圆，明确展现出名副其实的大规模财政动员态势。

目前日本国民深陷长期物价上涨之苦，虽然2025年度修正预算的确编列了一定程度的物价对策，然而其财源之相当比例，须仰赖发行约12兆日圆的新增国债才足以支应。而2026年度之原始预算，则将重心置于实现高市政权倡导的“强劲经济”的促进投资政策。

高市政权向来主张：“只要政权债务余额对名目GDP（国内生产毛额）的比率维持下降趋势，即相当于‘负责任的’财政运作，因此没有问题。”

此立场毫不掩饰其轻视年度基础财政收支目标的态度，而该目标正是日本长年以来与其他主要国家齐心共同持续揭示之。或许正因如此，即使国民苦于长期通胀，无论是设法抑制高通胀，抑或设法遏止通胀主因──日圆贬值──之政策重要性，高市政权几乎不愿承认。其态度仿佛昭示：

持续高通胀对于我们反倒有利。

“计算政权债务余额对名目GDP比率时，将因此垫高作为分母的名目GDP金额，因此该比率自然易于下降，如此一来高市政权志在推行的财政扩张政策将更易付诸施行，实为上策”。

此外，今年2月选举后所召开的特别国会上，日本首相高市发表施政方针演说，直言不讳地将日本过往的财政运作形容为“过度的紧缩倾向”。日本政权债务余额对名目GDP比率实际上已高达约23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0月之预估），长年占据“全球最恶劣财政状况”此不名誉之宝座。

然而从高市之遣词用字里，却丝毫感受不到对于日本财政运作的危机意识。

财政运作的现实

在高市政权面对财政运作的如此态度之下，自其就任以来，市场利率便一路攀升（见下图）。特别以超长期年限之利率涨幅为最，去年6月，财务省便已因为市场要求之利率水准过高，难以顺利发行超长期国债，而不得不变更国债发行计划。虽然将原订以超长期国债发行之部分金额转为2年期公债与短期国债，勉强应付过关，但此举绝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发行的短期国债将于1年后，2年期公债则于后年，届时势必被迫加发同额之再融资国债（refinancing bond）以为周转，未来的财政风险亦将随之扩大。再加上财务省理财局宣布，本年1月起将开始涉入浮动利率债券之发行。国债发行年限短期化与浮动利率债券之发行，乃财政破产已迫在眉睫之国家的惯用手段。日本已“沦落”至如此境地，这便是现实情况。

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海外的投资动向。

观察日本国债等（中期至超长期年限之国债，以及与国债一体发行之财政投融资债）各类主体持有比率之变化趋势（见下图），即便国债发行余额长年累积至今，而且近年市场利率终于进入上升阶段，海外投资人的持有余额却始终未见成长。

此现象正反映出海外投资人对于日本未来财政风险之警觉意识，亦即中期以上较长年限的日本国债风险过高，难以轻易出手购买。

另一方面，短期国债（到期1年以下）的持有动向则呈现截然不同之样貌，海外投资占有过半比例（见下图），不过目前其持有余额似已触顶。海外投资之所以仅于短期年限范围内持有日本国债，关键无非在于“万一日本财政之运作出现紧急状况，便能迅速抽身”。

若不正视此脆弱的国债去化结构，仅以长期国债之票面利率过高，预算上难以负担为由，轻率推动国债发行年限之短期化以求蒙混过关，日本的财政运作恐将陷入“作茧自缚”之困境。

由此观之，日本当前首要之务，在于削减国债发行之全体总额，为达到此目标，需改善财政收支，此理不言自明。日本每年度均有过去发行的巨额国债陆续到期，若检视2025年度之状况，其金额实际上高达约149兆日圆，假若无法以税收偿还其本金，或者无法发行同额之再融资债，日本势将陷入违约（债务不履行）之困境。所谓“加计再融资债后，新增国债之发行金额，在2026年度原始预算中尚未突破30兆日圆，因此尚可高枕无忧”之论调，根本与现实不符。

接踵而至的难题

日本首相高市于国会答询中屡次重申“绝不走向松散财政”，然而其是否真正理解，若欲达成目标，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日本未来在财政运作层面，无可回避的课题，势将接踵而至。

首先是当前的油价高涨对策。虽然高市政权明言将动用2025年度与2026年度之预备金，但仅凭此举，无庸置疑地资金将于数月内告罄。伊朗战争何时宣告终结？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往常通航？目前尚属未定之数，若必须提前编列2026年度之修正预算，财源又将从何而来？

国民会议（译注：全名为“社会保障国民会议”，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召开）已就给付型税额扣抵与消费税减税展开讨论。为期2年的食品消费税率调降，究竟是否付诸实行？预估每年度规模约达5兆日圆的稳定财源，究竟能否稳固确保？

6月公布的“骨干方针”（译注：意指经济财政之基本方针），势必亦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之瞩目焦点。对于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的目标，若仅仅是“数年为单位加以确认”，实已形同具文。高市政权是否在事实上将此目标束之高阁？

如此足以左右财政运作走向的难题，未来势将接踵而来。对于高市政权的应对态度，国际金融市场恐将出现相当敏锐的反应。毋须回溯10余年前欧洲债务危机之经验，亦当铭记：一国之财政运作一旦开始动摇，市场反应之迅速，全体国民实应深自警惕。

外汇动向亦是值得高度关注之处。近年的日圆贬值，已无法仅以国内外利差加以解释，此现象应视为市场对于日本整体之信任正开始动摇（见下图）。一旦中东紧张情势延续不止，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已显现其脆弱性，如此处境之下，日圆进一步贬值之可能性甚高。

为了抑制通货膨涨与日圆贬值的进一步恶化，促使日银确实推动升息，并建构足以承受其后续影响的财政运作之外，日本已别无他途。首要之务，在于坚守财政运作的基础财政收支目标，及早建立黑字化计划并付诸实行。此外，更必须开始讨论增税议题。“仰赖通胀或名目经济成长，改善表面的财政指标来度过难关”的时代早已过去，若未能体认此点，日本失去纪律的财政运作，终将成为高市政权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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