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

近日，有报章为香港读者介绍“新型军国主义”一词时，提及该词源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后有“以自主防卫为名、以激进强军扩武为实”的思维，特性是披上“维护民主”等现代政治话语的外衣，将军事扩张包装为“对地区和平的贡献”。然而，有关描述其实更接近“欺骗式外交”，并没有点出新型军国主义为何算是军国主义，也就较难起到让香港读者警惕新型军国主义的效果。为此，笔者希望借此文引用一些消息人士的专业分析，来说明新军国主义的特征。

有消息人士曾作以下比喻：如果说前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垂秀夫的“卧薪尝胆”，与前大阪府知事、前大阪市长桥下彻的“韬光养晦”，代表了日本传统精英层不希望暴露日本野望的保守观点，那么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激进右翼势力则是以一种较高调的姿态将日本推向一种“新型军国主义”轨道，背后涉及日本近期的民粹动员、财阀利益输送与地缘战略。

新型军国主义：
财富转移与军工复合体

日本正在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扩军备战与经济统制，将防卫费从GDP的1%提升至2%，甚至向“防卫费及关联预算合计占GDP3.5%”的中期目标迈进，而2025年政府支出占GDP的19%，撇除占GDP~4.5%的国债付息、~6.3%的社保，能相对灵活调整的GDP其实只有8%。如今，日本政府实际上在通过税金手段，完成一次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

近年日本民生危机此起彼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数次米荒、较低的平均工资升幅，以及长期贬值的日圆。长期贬值的日圆，其实利好工业财阀输出自己的制造业产品。如今，日本的财政更是向与自民党深度捆绑的军工财阀倾斜。以三菱重工为例，如果以2022年初为基点，三菱重工的股价在2024年12月达600%以上的累计涨幅。由于岸田文雄的“防卫三文件”落地及军费翻倍预期，以2022年初为标准，四年以来的累计涨幅实际上已经突破了1,500%，而同期日本年均工业增长仅为稍稍高于1%。

右翼政客们宣称，3.5%的军费能创造110万个高质量就业岗位，若参考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军工业情况，他们所言非虚，军工确实能够振兴经济，但在层层外包的利润剥削下，以及日圆贬值、物价上升的情况下，日本民众以及“低端”外国劳工的生活质量有限。这种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依然发展军工的做法，理应会招致底层百姓的反抗，然而右翼却通过民粹动员的方式，鼓励草根配合右翼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剥削自己。

民粹动员：
宣扬“日本优越论”

为了支撑右翼所倡议的高额的防卫增税，包括企业税、烟草税乃至“战后复兴税”等如今都有被用于日本的军费，日本的统治阶层已经发动了极具隐蔽性的民粹式社会动员。

民粹动员的第一步是采取一种表面上非常合理的“排外论述”与“日本优越论”。与一般中国人的想像不一样，高市表示自己并不排外，而是觉得在日的外国人中有不少对日本没有实际贡献甚至是犯罪者，而日本不需要他们。这种叙事方式非常巧妙，导致不单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般日本百姓也愿意支持高市的一些排外（往往涉及反华）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日本国民普遍有一种“日本优越论”的信仰——有效护照持有率只有17%且大多日本人觉得日本是最好的国家而不出国。

第二步是发动日本媒体帮助自己，媒体在协助高市进行有关动员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例如JX通信社社长米重克洋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发言主题正是高市为何懂数据，探讨作为前媒体人、总务大臣对舆论及日本媒体的极强控制力。高市很早就有意识地培养“水军”，而且先前也有炒作靖国神社等涉及让“日本作为有尊严的国家如实表达自己想法”的政治表演来转移能源危机等困境下扭转支持率下滑的颓势。

成为偶像：
以右倾换高支持率

第三步是成为偶像。高市获得较高的支持率确实是“右倾化”的结果，可除此之外，高市在身份与个人魅力层面拥有动员群众的巨大优势：第一，高市早苗是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第二，她出身于庶民之家；第三，她以关西方言及奔放的肢体语言着称；第四，她确定目标后有实现的定力。而她致命的弱点，则是在自民党内部高层的支持率有限的脆弱基础，她虽自称是“安倍派”，麻生也有明确支持她，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谁的人”。追根究柢，在“森友学园”等丑闻中，安倍最初选定的继承人稻田朋美因政治资本受损成为“牺牲品”，这才为高市腾出了自民党政治生态位——“安倍派女强人”，此后她便有机会问鼎自民党总裁／首相之位。

高市自知她上任初期党内支持基础较为薄弱，所以通过民粹动员来为自己保驾护航，不断争取日本财阀、技术官僚相助。高市的做法有效，证据一是最近她还创造了战后众议院选举以来自民党的最佳记录，证据二是日本社会在面对中国调停美以伊冲突等维和立场时“集体失明”，他们否定中国甚至是说前首相安倍晋三才是对伊外交的最大功臣，高市也曾让日本国民寄希望于“发现稀土”等实际上不能摆脱对华依赖的“好消息”，回避了采取有关稀土的代价，借此让国民相信自己可以不依赖中国、消除“中国威胁”，为国防“总动员”的体制铺路。

国防总动员：
以小博大的战略文化

自民党人及财阀等精英的核心恐惧，在于中国统一后将彻底冲击日资在台湾地区的高额利润，以及作为实现过“日本奇迹”的“前世界第二强国”不甘于被二战的“败者”超越自己的心理落差。因此，右翼不懈地播撒“中国威胁论”，让民众配合自己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为资源匮乏，素来有“以小博大”的战略文化，因此有很多日本人还真的有意挑战如今的中国。无论是“防卫三文件”，还是高市早苗近期越来越明显的“拥核”主张，本质上都是要确保自己有与中国抗衡的条件。未来，要不就是美国承诺为日本提供可靠的核保护伞，不然就是美国随着自己的战略收缩，默许日本拥有自保的核反击能力。

日方如此在意军备，终究是因为日本精英担心中国对日进行“历史清算”，例如利用过去不久的5月3日“东京审判”开启80周年来清算以往被美国因为冷战时要拉拢日本的历史罪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日本精英们一直都注重“远交近攻”，即拉拢美英以打压中韩，最终不惜像以色列那样在区域冲突中将美国拖入亚洲的泥潭，但特朗普提出的“新门罗主义”表面上拒绝被日本牵连。

日本版《悲惨世界》：
新型军国主义推动军事化

新型军国主义之所以属于军国主义，是因为日本一旦大规模发展军工，就会产生不可逆的惯性。追根究柢，军工财阀需要通过消耗军工原材料（例如化工与钢铁）来维持利润，这将反向推动国家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为了支持甲午战争、二战等，日本民众的生活质量剧烈下滑。而民众忍耐，是因为统治者描绘了国家富强的远景，实际上也通过《马关条约》获得清政府的大量赔偿，然后期待自己也能因此逆天改命，万一不可以，例如在日俄战争后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土地及金钱赔偿，民众也会在日比谷“烧打”。如今也有部分日本普通民众因为这种重军工、轻民生的国策而面临生存危机。2026年3月25日，一名住在札幌市、居无定所的17岁女高中生因在超市偷窃一袋价值约5,000日圆的白米，并在逃跑时踢伤店员，以“事后强盗罪”被现行犯逮捕。面对警方调查，该少女供述称“因为真的没有钱，肚子太饿了才出此下策”，上映了日本版的《悲惨世界》。

跟二战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对华的依赖却依然根深蒂固，例如部分抗生素原料100%依赖中国的现状，日本也不可能短期内能通过“增加自主性”逆转，“脱钩”不过是右翼一厢情愿的口号，反而是有很多在华的日本企业自中日蜜月期以来的默契而在中国壮大，中国也因此得益。可对如今的中国而言，它们是可替代的，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有可能成为相互依存“武器化”的牺牲品。

戳破日本信息茧房：
中国对新型军国主义的回应

即便有不少人提及中国对中日民间外交的打击较大，例如觉得减少航班不利于缓和两国关系，但整体上中国对日依然保持克制。中国方面积极支持、尝试打破日本信息茧房，尤其是考虑到X等社交媒体已有自动翻译等技术手段，更有条件向日本民众揭示国民税金如何被暗中转移给财阀，戳破“防卫增税”的谎言、利益链。

当然，中国也有明确的红线，例如日本右翼政客威胁中国要频打“人权牌”，部分中国学者也持续关注琉球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试图借此遏制其冒险倾向；同时，以日韩贸易冲突的先例，中方很可能加快在能源、芯片、AI等领域对日资供应链的替代，让日本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借此对高市及日本右翼施压，扼杀新型军国主义的生存空间。

综上，新型军国主义这一概念具备学理基础，并不是宣传用语，确实有充分理由在香港探讨新型军国主义的威胁，喜好日本文化以及警惕新型军国主义两者之间也没有任何冲突。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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