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从大模型、具身智能到智能体，中国人工智能（AI）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关口，全面切入工业制造、公共服务等实体经济场景。在凝聚多边共识与响应全球南方呼声下，大会期间由 29 个国家共同签署并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展现出中国正从技术的“追赶者”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与“多边治理规则倡导者”跨越，也让“规则共建”与“开源普惠”成为超越传统大国博弈的全球共识。
如今，人工智能时代最危险的落后，也许不是没有芯片、没有大模型，而是无法参与制定规则。如何定义安全、解释伦理、划定市场门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运和人民的命运。历史已经展示了门罗主义及其各种变形的危害，我们要警惕“AI门罗主义”——AI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AI。实现人工智能向善，必须先有向善的规则，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使AI成为世界的AI。这是百年变局下的时代之问。
文章分析了“技术中立论”和“技术决定论”等西方叙事如何进入国际规则，使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着历史不公的延续。与此同时，美欧之间的监管理念与发展路径存在分歧，其主导的治理体系前途未卜，全球南方与其等待被安排一套规则，不如自觉参与规则的书写。参照中国的发展实践，重视发展的同时，兼顾技术主权、风险治理与包容性增长，并通过区域协同、能力建设和南南合作，更好地把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转化为制度力量。那么，作答时代之问的起笔应该是：人工智能要真正成为世界的，全球南方就不能站在规则之外。
文章原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26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西方叙事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全球南方的能动性困境和出路

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赋能特性的技术，其外溢效应已扩散到经济、军事、安全、社会治理和全球规范等多个维度。对于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的全球南方而言，人工智能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医疗、农业、教育等多个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经济发展的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有机会成为全球南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既有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领域面对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在经济层面，全球南方处于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工不平等、核心技术被西方发达国家少数企业垄断的困境；在政治与治理层面，全球南方则面临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展规则、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南方依旧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矛盾状态，并且结构性挑战持续存在，从而限制了人工智能在全球南方发展进程中的效能。

▍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在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南北发展格局的失衡，使技术鸿沟与发展差距愈发凸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显示，在涵盖133个经济体的排名中，没有任何一个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可以跻身前十。根据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南美洲和非洲地区经济增速的贡献率将分别为5.4%和5.6%。这些数据显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尽管全球南方在宏观经济增长率上仍保持较快水平，但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关键技术领域，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实则在持续扩大。

（一）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环境

全球南方拥有世界70%以上的人口，且人口结构相对年轻，这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广阔的市场，同时也带来了海量而多样化的数据资源。根据2025年OpenAI发布的ChatGPT使用报告，到2025年5月，最低收入国家的ChatGPT采用增长率是最高收入国家的2倍以上。人工智能在全球南方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例如，非洲政府、企业及社会多方协同积极应用人工智能，为农业、工业、金融、教育以及医疗等行业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肯尼亚移动支付平台M-Pesa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其在用户注册、日常使用等环节更有效地惠及低收入群体，其部分功能已超越传统银行的服务范畴。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将工作量庞大的数据标注工作外包给全球南方，低人工成本的优势使马达加斯加等全球南方国家得以有效承接此类业务，从而为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契合全球南方发展需要，为全球南方提供发展动力。然而，全球南方进一步加大应用人工智能的基础仍显薄弱。因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经济实力不足导致全球南方难以承担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研发投资和人才培养成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不足导致全球南方难以参与计算、云空间等人工智能核心领域的发展工作。但是，技术和基础设施落后是一种相对的落后。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HAI）2025年4月发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约2/3的国家已实施或规划基础教育阶段计算机科学教育，覆盖率较2019年翻倍，其中，非洲和拉美地区进展最为显著。

（二）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环境

自21世纪初以来，大国博弈态势逐渐取代冷战后相对缓和的国际格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和已有规范的有限性为大国博弈留足了战略空间。这种竞争格局不仅加剧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碎片化趋势，也使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路线与合作选择上面临政治压力和战略风险。

在技术竞争加剧的同时，人工智能相关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安排日益完善。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2024年7月，国际劳工组织（ILO）与联合国秘书长技术事务特使办公室（OSET）共同发布《关注人工智能鸿沟：塑造未来劳动世界的全球视角》；2024年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了《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宣言》；2025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的工作机制。除联合国以外，其他主要国际行为体也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例如，欧洲议会在2024年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4月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并计划继续提交《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发展法案》提案。早在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颁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人工智能原则》，并于2024年5月进行更新。非洲联盟于2024年发布《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并于2025年5月发布《非洲人工智能发展与监管问题高级别政策对话公报》。这些国际组织的行动以及相关政策、报告的发布不仅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向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迈进，也显示出全球南方的关切正逐渐被纳入全球治理体系。

（三）西方叙事下全球南方结构性劣势的延续

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受到自身发展条件与外部发展环境的制约，但这种结构性劣势绝非时代的产物。全球南方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面临设备落后、人才不足、技术依赖等问题。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领域，通过“新门罗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政策，扩大国际秩序的南北不平等。在这种西方叙事主导下，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的结构性劣势极易被进一步固化。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国际规则、国际组织以及跨国企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与主导地位，为人工智能发展设定伦理框架、市场准入门槛与技术标准。这在表面上确保了规范的普适性和中立性，实则延续了全球南方在技术与制度中的边缘化和从属化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虽拥有显著的人口红利、精准的发展诉求与丰富的应用场景等优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供借鉴，但在缺乏制度保障和话语权地位的情况下，这些潜在优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力。同时，西方叙事不仅体现为“数据殖民主义”等形态，更深植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之中。这种惯性不仅直接影响了全球南方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径与方式，更塑造了人们理解和讨论发展的思路，使全球南方从需求到生产都被限制在西方的现代化框架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技术先进和制度经验的优越感为前提，将特定的现代化模式普遍化、规范化，进而对全球南方乃至某些被纳入西方范畴的国家构成认识和实践上的双重约束。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揭示西方叙事如何通过国际法与国际制度嵌入人工智能治理，从而在制度层面延续全球南方国家的结构性劣势；结合中国在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实践经验，探索全球南方如何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塑造自主叙事，避免被动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规范框架。

▍相关研究进展

（一）全球南方的发展要求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传统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全球南方当前发展需要。对于发展相对落后、制度较为脆弱的全球南方而言，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更能契合其发展需求。有研究认为，全球南方的发展应该强调主权优先的再分配，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秩序。国内学者多从全球南方崛起的角度切入，强调在经济、政治及国际事务等领域，全球南方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承认难以整合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依旧构成其主要发展制约。其中，发展鸿沟、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是全球南方内部分化的首要表现。有学者从国际规则与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和议题上，全球南方难以有效落实其倡导和创立的新理念、新原则和新制度。国外学者通过分析裁军案例指出，全球南方在某些领域已不是被动的规范接受者，主张打破西方偏见；有学者认为，拉美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而非参与者；有研究指出南南合作的核心依旧是打破对西方的依赖，主张全球南方发展的自主性，传统的、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叙事源于殖民时期将全球南方视为落后地区，导致全球南方合作组织丧失能动性。总体而言，国内外相关研究已较为详实。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宏观分析视角，而国外学者更侧重于具体地区的案例分析。双方虽进路不同，但对全球南方正在挑战西方叙事下的国际秩序这一事实有着共识，也都更加注重全球南方的制度主张和话语表达。

（二）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面临困境

在发展问题和国际秩序层面，学界逐渐认识到打破西方主导叙事的重要性，但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的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法律等层面的竞争力依然严重不足，受到技术领先方的制约。这种根植于殖民时期的依附性使拉美地区将人工智能视为摆脱欠发展、追赶西方的工具，而非解决本土问题的手段，进而忽略社会本身所构建的关于发展与落后的概念问题。既有研究指出，全球南方已有的人工智能成果正在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认识、理解和应用方面的中心地位。有研究者指出，美国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全球南方的监控，以此重塑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权力结构。另有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变革加剧了国际分工的不平等。从这一视角看，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反而会增加全球南方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难度。在网络治理领域，合作理念的分化成为全球南方能动性发挥的重要限制。另外，在全球南方参与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借鉴样本。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困境、潜能及局部突破，但对于其在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技术上的落后还是话语权的缺失，抑或兼而有之的结构性劣势，现有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批判焦点都指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制度。

（三）西方叙事下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国际法与国际制度并非价值中立，常常在结构上掩盖并合法化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标准与市场层面的主导地位。比如，Couldry等学者将当代数据关系描述为“数据殖民主义”，指出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利用数据提取和全球价值重新分配从而延续殖民式的不对称依赖关系。通过“数据殖民主义”“依附性”与“规范外溢”等概念可以发现，当前的国际规则体系存在一种将西方偏好制度化的倾向，从而将权力差距转化为被赋予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律或标准。

在机制层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其强势市场地位与立法能力，把本国或区域规范塑造为全球实际标准。Bradford指出，欧盟（EU）凭借巨大市场影响力与严格法规，促使数据保护等领域的规则外溢到非欧盟地区，从而令其他国家和企业在设计产品与制定规范时不得不考虑欧盟标准。学界关于国际法如何把叙事转化为规则的分析通常采取硬法与软法分类方式。一方面，某些规则以条约或法规等硬法形式出现并具有直接约束力；另一方面，大量原则性、指导性文件属于软法（如《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这类软法不具有强制力，但在规范话语、政策模板与能力建设项目中发挥重要影响。Abbott等学者对硬法与软法的论述表明，不同形式的法各有优势，软法虽便于达成一致并处理不确定性，但比硬法更易被占据话语优势的一方利用，从而塑造规范性框架。

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关注的要素主要是权利、安全和市场。第一，在权利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EU）等组织在其政策文件中常将隐私、透明、问责与人权置于治理核心。例如，《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强调以人权为中心的原则，推动伦理与能力建设成为国际共识的一部分。第二，在安全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相关的国际讨论中，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监管逐渐成为热门议题。在2024年人工智能首尔峰会（AI Seoul Summit）上，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10个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在2023年《布莱切利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首尔宣言》和附件《首尔人工智能安全科学国际合作意向声明》。第三，在市场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报告表明，数据跨境流动与电子商务规则正成为多边谈判的核心。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无论是推动市场开发还是巩固数据本土化，都处于话语优势地位。

综上所述，国际法与制度体系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不只是技术治理工具，同时也是权力再生产的场域。西方发达国家所强调的“人权”“风险治理”“市场一体化”等话语，借助硬法规则、软法文件，并辅以标准化机制，逐步形塑全球可接受的治理架构。在规则形成与实践落地的过程中，全球南方由于资源与能力不足，往往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其所面对的结构性不平衡在数智时代被延续。

文章来源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杂志，作者为刘懿阳、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