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峡僵局、战火反复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格局似乎有了新变化：8月7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沙特签署《麦加防御协定》（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并宣称对于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作对三国整体的直接攻击。

显然，这是对于2026年伊朗战争直接回应。毕竟，这场战争导致海湾各国反复暴露在伊朗的报复打击下，霍尔木兹海峡受袭、美国的反向封锁，更是引发近年最严重的石油中断，冲击海湾各国的能源收入，尤其是缺乏转运油管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此外，由于战火导致不安全感在海湾蔓延，各国也基本都出现了游客与侨民的外流，让产业转型的未来蒙上阴影。

以上种种，无不反映战争投射的巨大影响：近55年来，以美国安全保护伞为核心的中东安全格局，正在遭遇战争波动的反复冲撞，并也迫使当中各方开始起身行动。不过这种与“伊朗威胁”相伴相生的“安全校正”，其实早于2026年2月的战争爆发。

2019年，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发动“阿布盖格-胡赖斯袭击”（Abqaiq–Khurais attack），袭击沙特多处石油设施，导致后者的石油产量一度暴跌至二分之一，约占全球石油产量的5%，并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冲击。这宗事件虽然加剧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却也明显促使沙特思索“美国保护伞”外的新安排，所以才有2023年3月的沙特伊朗北京复交，尝试要用缓和对伊关系的方法，换取国家产业转型的安全环境，海湾也因此吹起与伊朗的“大和解”旋风。

当然，2023年10月开始的加沙战争，又再次改变了沙特等国的安全思路，选择从外交和解转为强化吓阻，毕竟整个“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已经卷入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代理冲突，红海危机随之而起，以色列更在过程当中一度袭击卡塔尔的哈马斯总部。于是沙特和巴基斯坦随即在2025年9月签署了《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其实也就是当前《麦加防御协定》的前身。不过，当时沙特的防范对象并不明确，基本上是包括“抵抗轴心”、伊朗、以色列的暧昧“大屋顶”。

而2026年开始的伊朗战争，则明显是让沙特等海湾国家直面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威胁，以及亲身体会“美国保护伞”的力有不逮，从而产生建立新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想法。2026年3月19日，沙特就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在利雅德举行伊斯兰峰会，探讨了在联合安全框架内整合各自能力的可能性。

随后，“四国集团”先是成为斡旋美伊停火的重要力量，间接促成了6月的谅解备忘录出炉，又在7月战火复燃后演化出集体防御的新面貌，其实也就是前述沙特、巴基斯坦《战略共同防御协定》的升级，由埃及以外的其他三国共同签署《麦加防御协定》，被不少分析称为“中东北约”的雏型。

当然，从中东集体安全机制的视角出发，这项协定标志各国对于自身安全的重新评估，也预示美国在中东战略主导地位的现实极限。但这还是不能遮掩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正在形成的安全合作，究竟是持久的区域秩序基础，还是对于危机的暂时回应？

平心而论，问题答案与其说是取决于各方的外交善意，不如说是取决于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甚至被认为可能在未来加入的埃及，能否真正管控彼此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当前危机能否产生足够且持续的压力，迫使各方在威胁消退后依然保持团结一致。

中东安全框架的现行危机

首先观察伊朗战争导致的中东安全框架危机。

可以这么说，北约从未在中东扮演正式的安全提供者，但其更广泛的战略态势，也就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威慑和伙伴关系框架，来为各国提供安全保护，始终是秩序稳定的重要来源。但伊朗战争的爆发直接暴露相关风险：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导致海湾各国面临报复风险，美军的随后回应又不足以弥补由此造成的安全损失。

再来，中东原有的区域机构同样无力应对危机，不论是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或伊斯兰合作组织，都面临阻碍集体决策的结构性限制，尤其是面对重大冲突时，依赖共识机制往往导致应对措施迟缓或受限，所以最终干预也就仅限缺乏执行力的政治声明。例如2月28日战争爆发后的24小时内，海合会通过视讯会议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结果除了发表一份谴责性公报外，几乎没有任何成果，也没有任何执行机制。

从这个视角来看，3月“四国集团”的成立，其实更像直面危机的务实协调机制，也就是允许参与国在保持战略自主性的同时，可以选择性深化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当然，这种安排也反映区域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开始优先考虑基于议题的合作，而非正式的团体政治，这从各方加入集团的不同脉络，便可观察一二。

首先是作为“四国集团”、“中东北约”政治核心的沙特，基本上前述种种主要来自沙特自身的内外政策调整，以及对于国防战略的重新评估：希望实现安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同时减少对于“美国保护伞”的纯粹依赖。

而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署的《战略共同防御协定》，正是这种尝试的制度性起点，也是沙特在传统西方安全关系外，首次正式签署双边国防协议，标志沙特的多元化策略已从空谈走向具体的安全架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代表要用防御协定取代与美国的现有伙伴关系，而是要通过更多元化的安全组合来规避战略不确定性，以符合长期国家目标，这点从沙特美国也在2026年7月签署核协议，就能体察一二。

再来是作为“四国集团”、“中东北约”军事核心的巴基斯坦。基本上，巴基斯坦因为自身核威慑力量、丰富作战经验、联合生产项目、技术转让，已在近年不断扩大与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接触，沙特就是一大重点对象，毕竟后者也在财政领域长期支援巴基斯坦。因此早在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前，巴基斯坦就已长期向沙特派遣军事教官，成为双方日后签署协定的重要基础，凸显沙巴合作具有现实基础，而非仅是象征性声明。

此外，巴基斯坦“入局”也彰显伊斯兰堡的安全和外交角色崛起，尤其巴基斯坦位处南亚、接通海湾、沟通中美，既能与全球大国与区域势力保持良好关系，又有助促进冲突各方对话、缓解紧张局势。这当然也是巴基斯坦反复斡旋美伊停火、举办多场谈判的关键背景。

接著是作为“四国集团”、“中东北约”机会主义者的土耳其。过去20年来，土耳其通过在无人机技术和海军制造等领域发展本土系统，显著提升了自身国防能力。此外2023年加沙战争触发2024年叙利亚变天后，土耳其更是通过扩大参与叙利亚事务，同时推进与伊拉克的能源、陆路互联互通倡议，而进一步巩固了安卡拉作为连接欧洲、亚洲和中东战略交通枢纽的地位。

不过这种多重角色，虽然导致土耳其能以审慎务实的方式，同时与西方机构和区域伙伴开展合作，却也同时演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战略复杂性：安卡拉始终要在履行联盟承诺、独立参与区域事务之间取得平衡。从现实来看，土耳其与海湾国家相较，并没有因为伊朗战争而受到立即且严重的安全威胁，之所以加入“四国集团”与“中东北约”，其实更多是出自扩大国家利益与影响力的现实考量，更不意味要进行某种“反美”的政治转向，这点从土耳其有意加入美国、以色列阵营，在黎巴嫩监督真主党的解除武装进程，就可以看出一二。

再来是“四国集团”中最为谨慎，也暂时婉拒加入“中东北约”的埃及。当然，埃及还是拥有罕见优势，除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角色，更手握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为“四国集团”赋予地缘战略的水道意义。不过从埃及暂时不愿共同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来看，开罗目前还是更倾向将“四国集团”当成外交调解工具，而不是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机制。

各国的利益趋同与矛盾涌现

这就暴露中东集体安全的一大现实：各方可能因为利益趋同而相互靠近，却很难真正跨越战略矛盾，走向对外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军事层面。

首先是利益趋同。从2026年2月28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海湾国家受攻击，就已在区域触发连锁反应。

其中，沙特可以说是冲突第一线，既要提防关键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受袭，也要承担海峡受阻伴随的经济损失，尤其目前也门的胡塞武装已经下场，对沙特炼油厂、港口、船舶发动袭击，这又加剧沙特自身的安全防卫需求；巴基斯坦虽然没有直接承受导弹与无人机攻击，但海峡受阻触发的能源危机，会直接让巴基斯坦的脆弱经济雪上加霜。

而埃及则是因为加沙战争触发红海危机，已经导致苏伊士运河收入在2023年到2024年减少至约72亿美元，如今伊朗战争又带来新压力，因为保费上升已经促使航商将船舶从东地中海走廊转移出去；土耳其则是担忧冲突外溢，可能导致自己的欧亚交通走廊规划受影响，因此减损自身长期经济与地缘利益。

不过即便各方利益趋同，也就是希望战争降温、局势稳定，但要将联盟转化为连贯且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还是会受到结构性和政治性矛盾的限制。毕竟回顾类似尝试，中东不是没有先例：1955年，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签署了《巴格达条约》（The Baghdad Pact），是冷战背景下意在阻止苏联扩张的共同防御协定。结果，1965年、1971年印巴冲突时，土耳其在内的条约伙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支持，条约最终名存实亡，并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解散。

聚焦当前伊朗战争触发的中东集体安全机制，不论是“四国集团”，或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防御协定》，基本上还是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而这背后主要来自各成员的威胁感知差异，尤其是沙特与巴基斯坦。

从沙特的视角出发，伊朗始终是自己在区域安全上的主要挑战，所以即便2023年沙依复交，沙特还是会在2026年斡旋美国进行伊朗战争，正如“四国集团”的成立，也同样不能阻止沙特对于也门胡塞发动袭击，结果导致7月爆发新红海危机；但对巴基斯坦来说，自己始终要与德黑兰保持务实且功能性的关系，说得更直接，双方在边境安全协调、贸易关系、反恐议题的合作，必然导致所有明确针对伊朗的集体威慑机制，都会对巴基斯坦构成结构性问题。

这就解释了，为何2026年伊朗战争导致沙特被袭击后，尽管沙巴已经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巴基斯坦却没有发挥“沙特亲卫队”的作用，也就是直接对伊朗进行军事回击；正如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防御协定》出炉后，即便各方宣称攻击一方等于攻击三方，但面对也门胡塞持续打击沙特炼油厂与船舶，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依旧没有为了沙特真正下场。

这种明显温差其实凸显巴基斯坦的战略困境，那就是在未来任何涉及伊朗的冲突升级中，自己都必然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究竟是要维护与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还是保障自己西部边境的稳定。可以这么说，当前框架或许具有历史意义，却明显没有提供任何机制来提前解决这一矛盾，因此各方最终还是走向外交斡旋与私下交涉。

此外，“四国集团”也各自遵循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战略文化，这同样会影响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防御协定》运作。其中，土耳其倾向于以灵活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框架，重点关注国防协调、情报共享和军事训练合作；沙特则是寻求在不完全放弃与美国长期关系的前提下，实现战略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巴基斯坦则始终要在深化与海湾伙伴的关系、维护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应对自身复杂的安全环境之间寻求平衡；而没有加入的埃及，则始终维持谨慎和以稳定为导向的姿态，不愿真正参与带有北约色彩的防御协议。

更重要的是，《麦加防御协定》虽然只有三国，却已出现明显的领导权争夺。从沙特的视角来看，自己理当要是三国之中的领导，调度各方联合吓阻；然而如前所述，最具军事实力的巴基斯坦会极力避免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机会主义至上的土耳其则据报积极邀请埃及加入，显然是想用两个阿拉伯国家共存的背景，来稀释沙特领导力，但沙特不具名官员同样透露，利雅德极不乐见埃及加入。

此外，近年与沙特反复竞争区域影响力、同属海湾国家的阿联酋，更是在《麦加防御协定》出炉后讪笑批评，认为沙特此举跳过多数海湾国家，企图另起炉灶，而且三国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敌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土耳其所谓《麦加防御协定》并不针对伊朗，以及伊朗自身也说不担心《麦加防御协定》，其实不是没有基础。

整体来看，从“四国集团”到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防御协定》，不论埃及最终会否加入，当下的中东集体安全机制都起于战争外溢、美国保护伞有其极限的不确定性。不过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时期形成的安全机制，往往会在威胁消退后面临最严峻考验，更不要提各方对于敌人是谁、如何应对还有明显分歧的背景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框架更多体现了出于必要性的妥协，而非完全成熟的战略愿景。

当然，美国安全保护伞的缺陷，还是会促使各国反复探寻新出路，并在危机压力下结成具有弹性的集体安全机制，只不过这种弹性既是优势也是弱点。放眼未来，“四国集团”能在伊朗战争发会何种作用，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防御协定》又能走多远、扩大出多少成员，其实取决于各国能否经受领导层更迭、地缘政治压力变化、各国优先事项分歧的现实考验。

聚焦当下，其实也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究竟能否协调出集体行动，并且以此开展渐进式合作，而非流于徒有空壳的制度性设计、模糊不清的各种外交说词，结果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各方自行其是，不论是私下斡旋或秘密外交。基本这也正是从加沙战争到伊朗战争，中东多国的一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