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亲赴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前，他也曾在阿拉斯加机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miir Putin，又译普丁或蒲亭）。在特朗普看来，与大国领导人直接谈判是处理分歧的重要方式。白宫公布的会晤成果涉及贸易、投资及新兴技术风险沟通等领域，但美国国内的讨论很快越出了双边议题：如果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分别同中方、俄方达成安排，其盟友关系和地区安全政策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一、中美俄关系中的“新雅尔塔”想像

一些美国学者借用“新雅尔塔”（New Yalta或 Yalta 2.0）来描述可能出现的秩序变化。这一说法带有鲜明的历史类比色彩，其核心问题在于：几个大国能否通过相互承认利益边界，来决定各自周边地区的事务？特朗普曾以“G2”称呼中美关系，中方则一贯不赞成这一提法。而且，仅从中美两国出发，并不足以理解这场争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诉求、中俄关系，以及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安全承诺，都使“大国协调”远比一次会晤或一项经贸协议复杂。

事实上，美国关于“G2”的讨论并非始于特朗普。经济学家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早年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希望中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问题。此次会晤中，双方就关税、农产品贸易和技术风险展开磋商，表明大国协调取得了具体进展，但这些成果仍集中于特定议题，并不意味着中美已形成共同主导国际事务的安排。“新雅尔塔”的讨论则更进一步：如果中美俄都要求在重大安全问题上得到对方尊重，现有地区安排是否会随之改变？然而，从经济合作到划分势力范围，二者之间仍有相当长的距离。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文件本身也体现出这种张力。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限制域外力量控制当地关键资产，容易令人联想到大国各据势力范围的图景。但同一文件仍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及与盟友的合作，并未表示愿以退出亚洲换取其他大国退出西半球。可见，美方一面强调自身在西半球的优势，一面又不愿收缩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所谓“对等划分”并无现实基础。礼宾上的重视、谈判中的灵活与承认对等势力范围，本属不同层次的政治选择，不能由前者直接推定后者。

俄罗斯是检验这一设想的关键。如果美国试图改善对俄关系，以缓解所谓“中俄接近”带来的压力，就必须面对中俄两国业已形成的合作基础，以及俄罗斯自身在欧洲的安全诉求。中俄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会因外部因素而动摇。同时，如果美国与中俄领导人同时谈判，也很难把乌克兰问题与盟友关系割裂开来处理。需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乌克兰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存在任何交易空间。因此，观察“新雅尔塔”的可能性，还需看中美俄各自的政策诉求能否相互协调，以及相关国家如何回应。

二、特朗普大国外交引发的美国国内争论

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大国外交看法不一。参议员戴恩斯（Steve Daines）赞成保持对华接触，期待高层互动推动经贸谈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Roger Wicker）承认贸易和新兴技术议题值得讨论，却反对以过高规格接待中方领导人，并要求总统同时提出地区安全等关切。两人都不否认谈判的必要性，争议在于谈甚么、以何种姿态谈，以及会晤会向盟友传递何种信号。

在俄罗斯问题上，共和党议员对总统外交方式的保留更为明显。9月25日，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威克等共和党参议员与民主党议员联名，质疑邀请普京出席将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他们看来，支持与大国领导人对话，并不等于赞成在俄乌冲突持续期间给予普京更高的国际礼遇。这一分歧表明，总统可以安排会晤，国会仍会追问其政治后果。

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更习惯从盟友关系、美国竞争力和地区安全角度评估会晤。会后，多名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一方面承认对华外交有助于防止冲突，另一方面批评特朗普未在供应链、技术及盟友关系上取得足够成果。他们还把中俄正常的能源贸易和所谓两用物项问题与俄乌冲突挂钩，认为处理中美关系不能回避这一冲突。这部分议员担心的不只是某笔交易是否划算，还包括美国是否会为稳定与一个大国的关系，而削弱在另一地区的政策承诺。

不过，民主党同样支持必要的风险沟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曾呼吁与中国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两党参议员在对俄施压及普京受邀赴美问题上也形成了共同立场。由此可见，美国的党派界线并不简单对应“对话”与“对抗”：两党都有人赞成就突发风险保持沟通，也都有人反对以盟友利益或安全承诺换取短期成果。真正的分歧，往往在于交易的具体内容和代价。

政策界的意见则进一步拉开了协调的尺度。主张战略克制的国防优先组织研究员戈尔茨坦希望借元首会晤讨论台海局势、军事部署和军控问题，将稳定关系的努力延伸至安全领域。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者则提醒，华盛顿强调西半球优先，并不意味着准备接受中俄在亚洲和欧洲拥有对等的排他性地位。而事实上，中国从未谋求此类排他性地位。

美国公众则构成另一重约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7月的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倾向于同中国接触与合作，40%倾向于限制中国力量增长，共和党选民内部也存在显著差异。该机构另一项调查发现，72%的受访者支持以降低关税换取中国增购美国农产品，同时也有相当多数支持限制敏感高技术出口。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9月的调查则显示，对中国持偏负面观感者仍多于持偏正面观感者。可见，多数美国民众期待通过接触获得实际收益，同时也希望维持竞争；但这些调查均在会晤前开展，不能被解读为民众赞成或反对三大国划分势力范围。

三、“新雅尔塔”构想的现实空间与约束

随着讨论从外交礼宾转向政策后果，美国国内的评价也更加具体。特朗普与中俄领导人的接触为大国协调提供了机会，但协调涉及的利益越广，获得国内支持和相关国家认可就越难。

从具体议题看，美国国内对经贸磋商和风险沟通有一定支持。关税、农产品贸易和关键矿产供应涉及实际利益，成果也较易通过后续执行检验；新兴技术对话与突发事件沟通渠道，则有助于在竞争中减少误判。但协调一旦延伸至乌克兰问题及盟友承诺，牵涉的利益随之增多，对具体合作的支持能否转化为对地区安全安排的认可，仍存在较大分歧。

军控议题同样说明，从处理具体问题走向相互承认势力范围，政治门槛仍然很高。白宫在会后通报中提到，特朗普主张举行中美俄三方军控谈判，但通报并未公布三方就此达成任何协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军控专家皮弗（Steven Pifer）指出，即便只讨论核军控，三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查安排和导弹防御等问题上的诉求也难以简单对齐。中方一贯认为，中国核力量与美俄不在同一数量级，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优先责任。

此外，美国国内的争论也在影响协调可能达到的程度。特朗普可以凭借元首外交推动谈判，却难以使各方就谈判边界达成一致。两党部分议员共同质疑普京受邀赴美，表明在涉及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国会仍会要求总统解释接触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大国以外的国家同样会影响这一构想的前景。欧洲和亚太地区国家各有安全关切，也会根据中美俄关系的变化调整政策。即便少数大国希望达成某种默契，地区国家也不会只是等待安排的旁观者。地区事务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商量，难以由少数大国私下安排。

四、结语

综上，“新雅尔塔”更适合作为观察美国国内争论的一种视角。大国协调在具体议题上已有推进空间，但一旦触及地区秩序，各方在收益、承诺和代价上的分歧便会更加突出。

此次中美会晤使美国国内围绕“新雅尔塔”的讨论再度升温，也将大国协调的边界问题推到台前。展望下一阶段，美国国内的争论将更多围绕会晤成果的落实展开：经贸安排能否持续执行、风险沟通能否在突发事件中发挥作用，将影响各方对大国接触的评价；若谈判进一步触及乌克兰问题或盟友承诺，国会与相关国家的反应也将成为判断其前景的重要依据。“新雅尔塔”究竟会停留在概念层面，还是逐渐显现为政策取向，仍有待实践检验。

中方始终认为，大国之间不应划分势力范围，而应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相处。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才是双方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杜志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储予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