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辞去CEO等职务后，希望他复职的声音迅速在内部员工以及科技界名流中汇聚，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黄”运动。 一份名为“Stand with Jensen”（与黄仁勋站在一起）的公开请愿书在短短几天内签名人数狂飙，截至11月15日已突破12万大关。 签名者中包含了超过6万名股东、6000多名现任员工以及大量前员工和普通支持者。

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在X上明确表示已签署请愿书，此外，Epic Games CEO斯威尼（Tim Sweeney）、Replit CEO马萨德（Amjad Masad）等科技界人士也加入了签名支持。 而手握超21亿美元英伟达筹码的两大重量级基金（Altimeter Capital和Atreides Management）发布联名公开信，要求董事会“慢一点、稳一点”，将黄仁勋回归的可能性留在谈判桌上。 那么，黄仁勋复职的可能性及难度究竟有多大？

首先，需要清楚，黄仁勋与当年乔布斯（Steve Jobs）的离任情况完全不同。乔布斯当年从苹果离任，是因为Macintosh销售不及预期，他与自己请来的CEO斯卡利（John Sculley）矛盾激化，董事会最终选择站在斯卡利一边，将乔布斯从Macintosh部门剥离，乔布斯随后辞职。而黄仁勋的离任并非经营状况不好，正好相反，英伟达在黄仁勋的带领下不但如日中天，甚至足以影响美国和全球经济。本质上来说，黄仁勋的离任显然也跟婚外情无关，没有哪个股东会在乎这种东西。

从美国证券立法的视角，是否影响股东利益才是董事会去判断是否要更换CEO的关键。在《纽约时报》掀起的黄乐间谍叙事下，黄仁勋被舆论引发的猜测绑架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之上，如果相关调查确认，那在美国证券法下，确实是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关键风险事项，足以有理由让英伟达董事会罢免其CEO职位。但黄乐间谍叙事的快速转向，让英伟达独立董事们显得非常被动。

按照此前报导，导致黄仁勋宣布辞职的主要原因，是独立董事们聘任Wachtell律所去对黄仁勋进行内部调查，最直接的导火索，则是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蒂特（Tim Teter）亲自前往黄仁勋住所进行对质，黄仁勋才承认了与黄乐的私人关系。

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商务部介入对Megaspeed调查期间，因涉及出口管制问题，蒂特一直深度参与，从英伟达内部合规要求来看，这种参与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黄仁勋未向蒂特披露与黄乐的私人关系，仅提及正常商务往来，这导致在舆论对黄仁勋进行讨伐后，泰特完全站在自身的立场，去与黄仁勋对峙，迫使黄仁勋主动公开与黄乐的私人关系，将舆论进一步点燃。

此后出现的英伟达股价大跌，让独立董事有理由启动内部调查，迅速使黄仁勋内心崩溃（媒体报导称之为shattered）。 但所有的指向，其实与黄乐是否间谍均无关。

截至目前，无论黄仁勋的自认，还是英伟达内部，乃至美国两党官员，没有一个人再把黄乐间谍标签贴在黄仁勋身上，甚至连黄乐是间谍都不敢再公开确认。 就此而言，黄仁勋复职其实是有理由的，除非，美国司法部、FBI的调查能够确证黄乐问题及黄仁勋明知。否则，整个叙事将变成一群愚蠢的美国政客和英伟达愚蠢的董事会联合绞杀了美国的AI大业。

但，黄仁勋能否复职，有几个关键事项需要继续观察：

一是英伟达股东的态度。 英伟达超过70%的股份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持股最多两家BlackRock和Vangurad各自持有超过7%的投票权，这两家主要通过指数基金和ETF被动持有，背后是数量众多的投资者，它们不会轻易公开表态，但可以私下直接与英伟达董事会沟通。

而一些小型的机构投资者则表态了更明确的态度，例如Altimeter Capital的Brad Gerstner与Atreides Management的Gavin Baker以股东身份联名致信英伟达董事会，一方面要求董事会在遴选继任者时“将所有选项留在桌面上，包括黄仁勋潜在回归的可能性”，反对仓促换帅; 另一方面也明确承认，如果查清事实后董事会认为黄仁勋回归不符合股东最佳利益，“那完全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

还有一些坚定的个人股东则表态更坚决，例如亿万富翁投资者、美籍印尼华人股东Leo KoGuan（廖凯原）公开表示，他已在英伟达投资约13亿美元，并明确称：“没有黄仁勋，就不会再投资”（“No further investment without Jensen”）。 来自股东层面的压力，会让英伟达董事会（当前全部为独立董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站在股东利益的立场。

二是美国官方调查的结论。尽管惊弓之鸟般的政客们正在切割，但司法部、FBI乃至美国国会的调查仍在进行。在明确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即便存在明确的切割，英伟达的独立董事们都会完全站在自身立场角度考虑，难以让黄仁勋快速复职。 这是因为，即便有来自股东层面乃至英伟达员工层面的呼吁和压力，但这些压力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责任负担。

但如果最终调查结果出现问题，而独立董事没有守好当前这一关，让黄仁勋失而复得后股东再遭受一次打击，那独立董事将会从一开始的“不知而免责”，变成“明知而担责”。

三是来自员工的呼吁。尽管互联网上英伟达员工呼吁支持黄仁勋的舆论铺天盖地，坦率地讲，这反而是独立董事们最不在乎的。这种级别的高科技企业，所有员工都被禁业竞止和保密责任捆得死死的，根本不会出现集体出走的情况。

当前这种状况有可能会延续到12月初，也就是NDAA在国会最终投票结束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鹰派仍希望借助当前状况来推动NDAA顺利通过，因而此时放手的可能性不大。既然调查仍在进行，那持续一个月也情有可原。无论届时三项NDAA捆绑的法案是否通过，时限一到，为美国AI大业计，让黄仁勋回归似乎都是最佳选择。

当然，前提很可能是，黄仁勋不再游说反对加强出口管制的法案。就此而言，英伟达董事会最为稳妥的做法是在这期间继续与特朗普团队保持最密切的沟通，并且暂不确定长期的CEO接任人选。一旦调查结论明确不涉及所谓黄乐问题，则宣布黄仁勋“王者归来”，似乎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反过来，如果调查结论让黄乐事件更加恶化，或者黄仁勋自愿放弃，归来无期，那以英伟达为中心的美国AI建设融资链条将会面临重构，那些高度依赖英伟达背书的企业将会面临困难，那些不依赖英伟达的AI基础设施参与者将出现机遇，这些已经表现在最近AMD、博通等的股价上。

但整体而言，这将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减速，不但会对美国AI产业，也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至少是短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