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悲剧，从来不是衰落本身，而是清醒地走向荒诞。

正如台湾评论员唐湘龙对当下欧洲政治的嘲讽——小国在谋大事，大国在搞小动作。这句话道尽了今日欧洲政治伦理与常识的彻底倾覆。波罗的海三国和部分中东欧国家，以不足千万人口之躯，妄图主导欧洲战略议程；而德法等传统大国，则在安全依赖美国、经济离不开中国、内政困于民粹的三角夹缝中，不断退守战术性妥协，回避任何真正的战略决断。

这些小国自诩为“西方价值观”的旗手，实则将民主、自由、人权高度工具化，变成一种道德勒索的武器。他们不仅试图以此逼迫北京、莫斯科在涉及大国根本利益上让步，更反过来绑架西方大国按其意志行事。

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时，号称既未与欧盟协调，也未获白宫明确支持，却幻想以“率先反华”换取欧美战略倾斜。结果呢？西方大国几乎集体静默，或许连台北都难掩尴尬，只能用要将立陶宛打造成民主芯片的工厂这样的诈骗话术鼓励它。

“道德先行、利益真空”的操作，在俄乌战争中更是暴露无遗，爱沙尼亚外长在北京访问时公然要求中国，要在爱沙尼亚与俄罗斯之间“二选一”。这个国家的前总理卡拉斯（Kaja Kallas）在成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主事人后，被美中俄集体摒弃。因为这位小国的官二代甚至连基本外交与历史常识都匮乏，一直在用自己国家的安全焦虑与政治喜恶行事，而非立足于欧盟整体战略利益。

说到底，这些国家不过是当代的唐吉诃德，幻想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骑士。殊不知国际政治从不奖励自我感动。而真正的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根本不可能认同这些小国就是其“价值观化身”。

“我认为立陶宛真是跳到火车前面，结果输了”，立陶宛现任总理鲁吉涅涅（Inga Ruginien）日前亲口承认自己国家犯了大错。她说：“如果对立陶宛不利，为什么要脱离整个欧盟，孤军奋战，走上一条毫无意义的道路？这个例子表明，国际关系需要不同的策略。”

搞不好经济，就搞宏大叙事，这是欧洲相当多无良政客的一贯套路。但这些政客为何被民众选举出来？当然，西方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即便欧洲政客如此不堪，

媒体会借助惯用的叙事逻辑，一边渲染“小国捍卫民主”的悲情英雄形象，一边对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视而不见；一边高呼“去风险”，一边又不得不承认“不愿与中国脱钩”。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面话术，本质上是“居高临下的傲慢”——他们自认掌握评判世界的标尺，却拒绝承认多极世界已不可逆。

立陶宛的教训，正是韩非子（中国战国时代思想家）所警示的现代回响：“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 小国若不能“处卑求存”，反而以“贪愎”之心挑衅大邻，以“拙交”之术玩弄地缘，终将自陷孤立，沦为负和游戏的牺牲品。它不是输给了中国，而是输给了自己“要得到世界赞赏”的虚幻。

今日之欧洲，若继续放任小国以价值观之名行莽撞之实，而大国仍沉迷于战术闪躲与话语表演，那么等待它的，将不只是地缘边缘化，更是古老文明自信的彻底瓦解——当唐吉诃德们纷纷坠马，风车依然转动，而大地，早已换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