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再对日本抱有幻想

撰文: 高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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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日外交的暗流涌动中,许多西方观察家习惯将两国的僵局归咎于个别右翼政客的激言勇行。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两国高层交流近乎停滞时,外界往往将其视为一次偶发的外交风波。然而,如果将视线拉回北京的视角,就会发现一个更为深刻且不可逆的转折:中国对日本的“期待”与“信任”已经彻底破灭。

这种信任的崩塌绝非始于高市早苗。高市不过是这股长期积聚的火山灰中最瞩目的爆点。在她之前,日本国内的整体右翼化就在持续升级和固化——无论是对华政治言词的日趋尖锐、安保政策的突破,经济与科技领域追随美国遏制中国,还是在台湾问题上频繁试探中方红线。高市早苗的登台,只是撕下了日本政坛长期维持的战略掩饰(strategic concealment),让隐蔽已久的对华敌意走向了公开化与必然化。

不久前,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试图通过传统的外交辞令缓和僵局,但中方一改往日的柔性沟通,直接公开摊牌。原定的会谈演变成针锋相对的争论,中方明确要求日方必须从根本上纠正历史与地缘认知,恪守中日建交四个政治文件。日方代表团成员伊佐进一(Shinichi Isa)等人在回国后向媒体抱怨中方“门槛过高、不切实际”,这进一步证明了日方的认知滞后——北京已经彻底关闭了日本长久以来“一边享受中国市场红利,一边在安全上依附美国、甚至在台海暗度陈仓”的“两面取利”通道。

战后历史的不断抹除与政冷经热框架的彻底失效

要理解中国今天对日本的冰冷态度,就必须剖析日本战后社会那种极其特殊的历史心态。

外界常轻描淡写地称日本“试图在教育中篡改历史”,但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情况更为严重:日本并不是“试图篡改”,而是在不断抹除二战侵略历史。

2026年7月28日,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官邸向媒体发表讲话。(Reuters)

在中国看来,战后近八十年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推动下,日本通过修订教科书、淡化战时罪行(如南京大屠杀与强征慰安妇等)、将自身塑造为二战“核爆受害者”而非侵略者等手段,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系统的历史清洗。右翼政客与社会思潮一直在最大力度淡化战争罪行与反省,直接导致如今“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批评感到厌倦”的傲慢心态。

这种心态之所以能确立,根源在于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旧体制的包庇与保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能彻底清算其军国主义根源,这使日本精英阶层得以在未进行道德清算的情况下,直接融入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

更为危险的是,日本这种“不反思”的心态通过长期的文化与政治渗透,深刻影响了台湾地区(特别是民进党)。近年来台湾在教育与意识形态上的“去中国化”与“去历史化”,背后隐现着日本右翼历史观的影子。甚至有消息表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已于今年预置了具备防核生化功能的地下避难所——这种在境外针对战时场景的罕见安排,将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从口头造势转化为了实质性的战前预置。

随着日本将地缘政治争端、历史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北京的政策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安全与经济不再被视为可以切割的平行轨道,过去长期支撑双边关系的“政冷经热”框架已彻底失去现实基础。

在过去数十年的外交实践中,中日关系确实曾依赖“政治分歧常态化、经贸合作深化”的双轨模式维持互动。然而,随着日本将“经济安全保障”提升为国家战略、跟进限制半导体及关键技术出口,并在供应链领域推行“去风险”政策,这种政经分离的互动范式已难以维持。

在当前的战略考量中,缺乏基本政治互信与安全共识的经济合作,往往被视为蕴含潜在安全风险的非对称依赖。由此,传统经贸纽带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的功能正在快速削弱。

《美日安保条约》的全称是《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在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日本首相岸信介(Nobusuke Kishi)见证下于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特区签署。

现实力量重塑:中国将毫不犹豫挑战美日安保条约

然而,今天的地缘天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倾斜。

过去日本精英阶层始终坚信《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是其安全的终极护身符,认为只要将美国绑定在自身安全架构上,中国就会因忌惮美军的介入而选择克制。

但在当前的现实格局下,这种战略假设正在迅速失效。中国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极具规模的国防工业基础与造船产能,在常规军事装备的持续补充、维护以及消耗战能力上,已经形成足以支撑长期高强度对峙的物质基础。与地理位置遥远的美国本土相比,台湾海峡与东海近在咫尺,中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与“拒绝区域介入/反介入”(A2/AD)战场深度,驻日美军基地与日本西南诸岛完全处于中国中远程精确制导打击能力的覆盖范围之内。

基于目前的军事力量、制造业产能以及绝对的地理位置优势,两岸局势一旦被鲁莽的日本右翼或者美国打破平衡,中国会毫不犹豫挑战美日安保条约的成色。

北京不再被动接受美日单方面划定的安全界线,而是会通过在钓鱼岛(Senkaku Islands)周边的常态化执法、以及在海空域的高强度常态化巡航,直接将安全压力施加给东京。这种试探本质上是在将难题抛给美日同盟,迫使华盛顿与东京直接面对一个极其严峻的抉择:当危机真正爆发时,美国是否真的愿意为了日本的离岛争端或台海干涉,承担与另一个工业与军事大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中国不再对日本抱有期待,意味着北京已经做好了全面打破战后美日同盟安全承诺神话的准备。

白宫发布多张特朗普在白宫以国宴款待高市早苗的画面(取自白宫官网)。

日本对美真实心态:焦虑、寄生与身份矛盾

日本之所以在对华战略上走到今天这一步,其背后是一场算计深远却极具风险的国家战略豪赌。

日本对美国的真实心态呈现出高度复杂的“战略寄生”特征。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日本精英阶层深知仅靠自身力量已无法重塑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因此选择将国家运势完全押注于美方,寄希望在美方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充当最前线的核心节点,以此换取经济、军事与国际政治上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日本对美方也并非绝对顺从,而是暗含着借美自重以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深层诉求。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通过放大“中国威胁论”来加剧区域紧张局势,以此为筹码向美方索取更多的防务解禁空间,进而突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对集体自卫权与军力发展的限制。

这种战略策略映射出日本深层的身份焦虑:既在安保上高度依赖美日同盟,又在政治上渴望摆脱战败国体制的法律与历史枷锁。在无法单方面改变美日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前提下,日本选择将这一身份转型的战略压力向区域邻国转移——通过在同盟框架下强化对华遏制与安全对冲,日本意图借协同美方重塑印太秩序之名,复制近代“脱亚入欧”的战略路径,重新赢得在东亚地缘结构中的主导性地位。

正如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前局长田中均所警示的那样,当下的日本领导人“根本没有开展对华外交,只是一味盲目追随美方,甚至轻易推倒了几十年积累的外交成果”。共同社前编辑局长后藤谦次也直言,高市等人“凭意气和情绪搞外交,把日积月累的成果像推倒积木一样摧毁,极其危险”。

日本的这场豪赌正将其推入巨大的两难困境。现实地缘格局显示,美国自身的资源与战略专注度早已大不如前,既无法填补日本在关键供应链上的缺口,也无法挽回日本疲软的国内经济。而日本为了讨好华盛顿,盲目追随对华限制,反而让自身产业扛下了巨大的对抗代价。

当中国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信任,东亚的地缘缓冲地带将全面消失。中方将不再满足于日方象征性的口头澄清与传统的外交辞令,任何触碰台湾问题与历史红线的行为,都将面临中方在经济、外交乃至军事层面的实打实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