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高市早苗谈论“台湾有事”后，中日关系便一路震荡至今。这段期间，日本以美国作为自身靠山，反复在军事与政治立场上得寸进尺；但俄罗斯作为日本北方邻居，也强化了对东京的意有所指。

2025年11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就在第一时间谴责高市发表的涉台言论非常危险，并称日本应深刻反省历史、汲取二战教训。11月20日，扎哈罗娃再于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始终如一，强烈谴责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虚伪立场，并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反对以任何形式谋求“台独”。

同年12月2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Sergei Shoigu）共同主持中俄第二十轮战略安全磋商。双方不只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更就涉日问题进行战略对表，并且达成以下共识：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坚决反击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承担起中俄作为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共同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

再来是今年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首次访问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引发同样对其声称拥有主权的日本不满，日方外相茂木敏充为此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廖夫（Nikolay Nozdrev），就普京的突然访问表示“强烈抗议”，称此举将“对日俄关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高市早苗更是表示，“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国际法角度来看，都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还表示，普京的访问“冒犯了日本人民的感情，绝对不可接受，将使两国关系的修复更加困难”。

显然，在美日强化捆绑、印太情势升温、台海终局迫近的背景下，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协作伙伴，不只不会毫无作为，还正在强化自身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战略反制。

当中俄协作持续升级

而前述动态的一大基础，当然就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以来，中俄逐步深化的战略协作态势。

首先是金融领域。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中俄金融合作的逻辑就发生了根本转变：为应对球金融体系“武器化”的外部脆弱性，包括可能被剔出SWIFT系统、冻结资产、监控跨境金融，中俄开始重新调整金融战略，尝试开发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独立于西方的制度框架。而正因制裁暴露俄罗斯在支付体系、跨境清算和技术供应链上的结构性脆弱，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也就成为俄罗斯的关键替代来源。

例如在去美元化领域，中俄都想借此规避美国制裁、最大限度减少对美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暴露、提升全球经济影响力。只是双方差异在于，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更加积极、也更有能力，俄罗斯则更多是被制裁推著前进，并且格外依赖中国。从数据来看，2013年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出口中，约95%以美元结算；但到2020年底，这一占比已降至约10%，欧元和人民币的份额则大幅上升。

到了2023年，人民币已取代美元成为俄罗斯国内外汇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货币。显然，2022年后的西方制裁加快了相关进程，迫使俄罗斯银行在被切断美元和欧元清算管道后，转而使用人民币或卢布进行贸易结算，人民币也因此在俄罗斯经济体系中占据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再来是开发替代性的支付与清算系统，中俄分别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俄罗斯银行金融资讯系统（SPFS），用以规避SWIFT和西方银行机构。但两者能量同样存在差距，这就导致许多俄罗斯银行作为间接参与者，开始接入CIPS，而中国的主要银行却鲜有加入俄罗斯的SPFS。整体来说，这凸显中国金融体系的全球覆盖能力，导致被制裁的俄罗斯只能日益依赖CIPS。

作为中俄经济伙伴关系核心的能源贸易更是如此。2014年以来，西方制裁迫使俄罗斯将能源战略转向中国，标志事件就是2014年签署的4,000亿美元“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协定。2022年俄乌战争后，由于欧盟禁运和G7价格上限，俄罗斯又进一步将油气出口转向亚洲，中国也同步增加了俄罗斯原油进口，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原油消费国。

而这种消费能力也连带影响定价和结算机制。在2024年初，几乎所有俄罗斯对华出口的石油都以人民币结算，“石油人民币”（Petroyuan）因此从概念走向现实，即便这种现象还是仅限中俄之间。不过以上变化，也就意味俄罗斯必然在定价谈判中处于劣势，因此最终不得不接受折扣、以人民币计价等条款，其实也就是将部分金融权力让渡到了中国手中。

可以这么说，俄乌战争能否切断乌克兰与北约的联系，结论还是有待观察的迷雾，但俄罗斯确实已在制裁重担下结构扭曲，并也不得不走上“人民币化”的道路、在经济上则更加依赖中国。军事场域同样如此：2014年起，中俄便持续加强联合军演、扩大军售和情报共享，中企则逐渐成为俄罗斯军民两用技术的关键供应商。到了2023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生产坦克、飞机的微芯片的主要来源，占比90%以上。

当然，中俄战略协作同样受欧亚主义等意识形态催化，不过如果没有克里米亚危机、俄乌战争等现实事件，这一进程想必不会进展得如此迅速。

俄罗斯如何能够制衡日本

当然，俄罗斯同样有自己的考量。

回顾南千岛群岛的归属争议，基本就是经历二战与冷战的地缘流转：原本是日本领土，但二战之后遭苏联占领；1991年冷战结束时，俄罗斯主张“南千岛群岛已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作为苏联继承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由此延续对岛群的实质控制，成为近代日俄关系的主要矛盾。

当然，日俄之间不是没有过协调对话。1956年日苏签订《日苏共同宣言》、宣布恢复外交关系时，双方就以苏联向日本交还赫巴马伊群岛（日称齿舞群岛）和施科坦岛（日称色丹岛）为前提，准备正式签订和平条约。

可是以上规划并没有付诸实现。背后原因除了日本主张“四岛全拿”外，冷战的阵营对峙也是一大因素，一来美国并不乐见东京与莫斯科靠近，二来苏联也担忧移交两岛主权，会被美国用以部署导弹，成为远东地区的直接安全威胁，因此双方最终不仅未就南千岛群岛归属达成协议，也没有就此签署和平条约。

到了2018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日俄一度同意根据1956年的联合声明加快谈判，却还是在两岛或四岛、主权与治权等矛盾上纠结，谈判最后再次无疾而终；2020年，俄罗斯正式修宪，宣布移交领土予外国势力乃非法行为，无疑是让谈判难度更上层楼。

可以这么说，从俄罗斯的视角出发，南千岛群岛争议本就涉及美日同盟的潜在扩张，即便这一考量在美俄关系和缓时不会浮上台面，却也必然在双方对峙的背景下持续放大，包括冷战时期，还有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的当下，这也就必染导引出一个新脉络：南千岛群岛的军事化。

基本上从1978年起，俄罗斯便在南千岛群岛部署第18机枪炮兵师，虽说人数不超过3,500人，却明显剑指美日同盟。2010年起，俄罗斯又开始在南千岛群岛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不仅扩增军营与指挥设施腹地，更汰换旧式坦克、部署S300-V4防空导弹系统。

2014年，俄罗斯恢复了东方军区下的第68集团军建制，总部就设置在南千岛群岛，除了前述的第18机枪炮兵师外，还包括独立司令部、指挥和情报中心、第39独立红旗摩托化步兵旅，并有太平洋舰队的第520独立沿海导弹炮兵旅、第72独立海岸导弹旅等作后盾。2016年11月，俄罗斯又宣布在岛上部署棱堡岸基反舰系统，目标就是威慑日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南千岛群岛再次成为美日同盟与俄罗斯的博弈焦点：2022年3月21日，俄罗斯宣布由于日本参与对俄制裁，俄罗斯已正式停止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2022年10月7日，乌克兰国会通过决议，认定南千岛群岛属于日本领土。

可以发现，虽说中俄战略协作成为俄罗斯对峙日本的一大基础，但围绕南千岛群岛的种种博弈，同样符合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这就刚好能为牵制“台湾有事”时的日本动态发挥效果。

关键在于，尽管日本近年持续扩军，但受限“专守防卫”原则，目前自卫队的弹药储备与军事打击能力还是相对有限，如果准备投入日本以外的战场，一来无法担当主力部队，二来则要以削弱本土防御为代价，尤其如果要应对所谓“台湾有事”，航空自卫队就必须向南部署至九州岛与冲绳基地，以降低空中加油压力，导致北境防御的连带削弱。

这种时候，俄罗斯根本都无须打击日本，而是只要“刚好开展”一系列围绕南千岛群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的军事动作，包括让第18机枪炮兵师、堪察加的第40独立海军步兵旅、海参崴的第155独立海军步兵旅等进行战备检查，又或是让太平洋舰队做出集结态势，就有极大机率推升日本的被入侵恐慌，导致自卫队不仅不会介入“台湾有事”，还可能反过来要求美军驰援，最终促成“台湾有事”的“万人响应、无人到场”。

归根结柢，中日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中美关系；日俄关系，则很大程度取决于美俄关系。在当前中美博弈持续、美俄对峙烈化的背景下，日本安全战略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是不顾一切押宝“台湾有事”，还是回防“南千岛群岛有事”导致的“日本有事”，东京明显只能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