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工智能、芯片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美国近年也在生物科技业打着同样的国家安全旗号，酝酿一股与中国脱钩的势头。美国国会去年底通过《生物安全法》，限制联邦资金流向中国制造商，今年中开始起草的《生物科技投资国家安全法案》若通过，可能对美企投资海外生物科技创新实施堪比AI和芯片领域的严格审查。但双方业界合作仍有现实需要和好处，是否走向脱钩不归路仍未可知。

在新加坡，美国药厂辉瑞（Pfizer）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推出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其实除了疫苗，辉瑞研制的药品还很广泛，跨足肿瘤、心脏、内分泌和神经内科等多个领域。

在2022年的疫情顶峰时期，辉瑞的年营收突破1000亿美元（约1276亿新元），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药厂。然而到了去年，它已退居全球第六、美国第四，新冠病毒疫苗对营收的贡献率仅剩7%，远低于疫情时期的四成左右。

为填补疫苗收入退潮后的缺口，辉瑞近年大力布局发展癌症治疗，决意在2030年研制出至少八款畅销抗癌药。在这个大战略驱使下，辉瑞2025年中与中国沈阳三生制药（3SBio）达成协议，一次性支付12亿5000万美元，取得一款抗癌药在中国以外的销售专利。若药物未来成功上市大卖，辉瑞还须向三生支付多达48亿美元的分红。

今年5月，辉瑞再接再厉，与苏州信达生物制药（Innovent Biologics）合作研发12款仍在初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一代抗癌药。随着研发进展追加投资，这一合作项目的总投资额可高达105亿美元。这两笔投资凸显辉瑞的策略不但覆盖中后期的新药上市管线，更超前部署早期研发。

对信达来说，辉瑞只是公司近期吸引到的其中一笔投资。在这之前八个月内，公司已先后与日本武田药品（Takeda）和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达成类似协议，最终合作金额可能都上看数十亿美元。

同一时期，默克（Merck）、百时美施贵宝（BMS）、诺华（Novartis）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欧美跨国制药巨头，都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展开类似合作。

美国医疗科技创投基金Santé Ventures执行董事哈利勒（Omar H. Khalil）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在北京大力推动下，中国生技业近年已趋于成熟，持续研发高素质药品，其中一大关键优势就是高效获取人体临床试验数据，快速验证产品的开发潜力。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汇整的2025年数据，在中国进行首阶段临床试验的平均成本为330万美元，平均耗时6.2个月，而美国则需580万美元和13.2个月。

哈利勒说：“投资者看重这一优势，投入大量资金到中国，当临床数据证实产品有潜力，就带到美国进一步开发。”

中美生技合作大增　美国会拟出手管制

然而，中美生技领域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交易，却让国会山的决策者按捺不住。

今年6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和民主党籍众议员丁格尔（Debbie Dingell）联手发起一项《生物科技投资国家安全法案》（Biotech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Act，简称BINSA），寻求立法授权财政部审查美企对外的生技投资。

去年底，国会已通过《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Comprehensive Outbound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Act，简称COINS），限制美企在半导体、人工智能（AI）、量子资讯、超级电脑和超声波系统五大敏感行业的对外投资。《生物安全法》（Biosecure Act）同时生效，限制联邦政府与被认定构成国安威胁的外国生技公司进行研发生产合作。

若BINSA最终获得通过并纳入COINS，像辉瑞与三生和信达这类商业合作，未来可能受到如AI和半导体等行业般严密的国安审查和投资限制。

中美生技领域的民间合作，何以让华府决策者如此感冒？美国资深前外交官雷文凯（Frank Lavin）告诉《联合早报》，除了中美整体大国博弈恶化的背景外，两国围绕新冠病毒疫情产生的诸多纠纷，也演变成生技领域的特定敏感源头。

雷文凯在前总统小布什任内先后出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和商务部国际贸易副部长，熟悉华盛顿决策机制。他说：

多数华府决策者认为，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上并不完全坦诚，不是真诚的合作伙伴。

“虽然这主要停留在政府层面，但终究让整个生技行业背上负面标签，现任政府很难反过来说，‘好吧，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合作’。”

合作有损国安？专家看法不一致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授提蒂南（Thitinan Pongsudhirak）受访时说，虽然他不认同BINSA，但理解美国的顾虑，毕竟生技并非孤立存在的领域，与AI、半导体和稀土一样，都是更广泛国家战略生态体系的一部分。

他说：“法案要求美企在医药研发、制剂生产和临床研究上的对外投资接受审查，美国担忧的不只是资金流向中国，还包括伴随着资本一同输出的一整套知识产权、管理和制造专长、数据资源和研究网络，这些要素都有助于中国建立战略能力。”

提蒂南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慎重看待中国可能侵犯甚至盗取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人曾经复制或偷取过哪些中国科技？你把问题倒过来问，就会明白美国为何要推动法案。生物科技就是中美科技竞赛的下一个前沿战场。”

但哈利勒对此持不同看法。他直言看不出美国药厂把中国研发的抗癌、免疫和减肥等药品带到美国进一步开发生产，会如何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从公共卫生决策的角度出发，我的目标是为病患争取最好的药，而不会在乎这款药是源自中国而不是美国。”

不过他认同，法案是要保障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面临的真实风险是整个行业的重心可能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的研发创新能力相对变弱，并由此产生其他国家安全漏洞或威胁。”

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亚洲医疗保健研究主管崔翠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她受访时说：“中国生技专利对外授权交易的崛起，不仅不会削弱美国的创新实力，反而会鼓励美国生技公司专注研发更多前沿疗法和全新机制，最终促成一个更健全和创新的全球生物科技生态。”

两国生技市场高度互补　拟议中法案前景尚不明朗

早在前总统拜登任内，美国国会在2024年便着手起草《生物安全法案》，目的是阻断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的合同研发制造商。草案最初力度强大，直接点名主要中国业者如药明康德（WuXi AppTec）、华大智造（MGI）等，欲将它们列入法定禁制名单。

法案最终未能在上届国会通过，去年重启后，相关条文的强度有所减弱，仅授权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制定所谓的“受关注生技公司”清单，也放宽了现有合同的过渡期等，才在年底获得通过。

这一冗长曲折的立法过程显示，美国国会对中美生物科技竞争形势的紧迫感，或许并不如对AI和半导体领域般强烈，BINSA的前景也存在许多变数。

据杰富瑞的崔翠观察，《生物安全法》对中国合同研发制造商的影响有限，例如药明康德继续为礼来生产俗称“减肥针”的GLP-1受体激动剂，至今也未看到BINSA的政策风险对业者造成实质影响。

崔翠告诉《联合早报》：“虽然BINSA政策前景尚不明朗，但我不认为中美在生物科技和合同研发制造的合作会显著脱钩。两大市场高度互补，中国提供具成本效益的研发和制造，也受益于美国伙伴所带来的市场准入。”

崔翠也指出，西方药厂频频投资中国生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从2027年起将面临“专利断崖”，即药品专利权到期转为仿制药后导致的收入锐减，同时还面临美国《降低通胀法》要求药物降价的压力。

Santé Venture的哈利勒也说，BINSA最终的审查力度强弱目前难以预测，虽然大型药厂对华投资的势头未见放缓，但华府的政策风险确实让创投界有所降温，一些投资者因此开始回避中国生技资产。

但依然有投资者坚持以寻找最佳资产为终极目标，继续投资中国。

专家：美或以市场为武器　施压盟友同步与中国脱钩

投资中国生技创新是当前全球医药界的趋势，欧洲和亚洲的药厂也不落人后。若BINSA最终落地，势必削弱美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倒逼它们向华府决策者施压。特朗普政府未来会不会逼迫盟友与美国同步，跟中国生技领域脱钩，是值得关注的新一波风险。

哈利勒对此解析，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消费市场，药品能否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对所有药厂而言都至关重要。

“这就是美国手中最大的武器，它不一定会直接使用，但如果真要限制你，可以在临床数据、科技来源等各个环节设置门槛，让你在投资中国时不得不三思。”

不过，哈利勒对此依然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他指出，FDA目前正积极简化和加速美国临床试验的程序，以降低时间和资金成本，若中国也同步提高监管门槛，双方的制度落差缩小，两国应可维持健康的竞合生态。“中美不是非得竖起更多壁垒，阻止彼此之间的创新交流。”

前外交官雷文凯也不确定特朗普政府会否积极推动BINSA，不排除这一议题到明年就会降温。他说：“美国更好的做法是与更多伙伴合作，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于中国。与其设置障碍，不如鼓励企业跟欧洲、印度、日本等加强合作，扩大研发和临床试验的途径，这样效果会更好。”

朱拉隆功大学的提蒂南教授则建议，法案不应将整个生技领域当成国家安全威胁，而应将敏感的基因组数据、军民两用科技和关键制造能力，跟一般专为开发优质药品的医药合作区分开来。

如果辉瑞与信达合作研发出对人类有益的抗癌药，对中美是双赢，也符合全球的公共安全利益。

习特会若达成AI共识　有利推进生技业合作

美国寻求立法管制美企投资外国专利药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市面上九成以上的药品是仿制药，最大进口来源是印度，占35%；欧盟次之，占18%；中国第三，占8%。

另一方面，美国是全球最大血浆出口国，占全球70%的产量，连中国也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血浆，用于治疗重度创伤和恢复肝脏病患的血浆蛋白水平等疗程。由此可见，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仍相对多元化，各国相互依存。

中国国内缺乏血浆资源，源于1990年代暴发捐血者染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事件，促使中国政府制定极为严格的血浆采集法规。然而，长期依赖美国供应已引发北京担忧，一旦两国陷入严重地缘政治冲突，或再暴发类似新冠病毒疫情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难免受制于美国。因此，中国近年来也加紧提升国内的血浆采集能力。

这一现象凸显，当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即便全球医药供应链总体依然互利共荣，但在中美的战略考量中，国家安全利益已然凌驾于纯粹的商业逻辑之上。

雷文凯受访时感叹，这显示中美关系的负面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无意向对方释放任何“萝卜”，而是一味地挥舞“大棒”。“过往多数美国总统在寻求达成政策目标时，多少会释放一些好处，尝试营造善意和互信；特朗普完全没兴趣这么做，北京也一样。”

中美元首下周将在华盛顿会晤，雷文凯并不预期两国当前的互动氛围会显著改变。

提蒂南也说：“习特会可能让中美关系显著稳定，但不会显著和解。虽然两位领导人都有动机为中美冲突划定底线，但核心问题在于结构性的对手关系。稀土、半导体、AI、生物科技、工业补贴和供应链安全课题，都会以国家安全观点来检视。”

哈利勒则乐观期待：“如果中美能在更敏感迫切的AI议题上取得某种共识，互相竞争又减少敌对，这可为生物科技业释放出正面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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