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拉加斯到佛罗里达，美国“劫”走的不只是一位左翼总统，“接”走的也不只是一名落败的右翼候选人。特朗普要改写的，是拉美政治合法性由谁来认证。

撰文：杜志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刘嘉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今年1月3日凌晨，美军突袭加拉加斯，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劫掠出境，送往纽约受审。10个月后的10月27日深夜，在美国帮助下，一架私人飞机载着刚在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中以约3.5个百分点之差落败的弗拉维奥·博尔索纳罗及其家人逃往美国迈阿密。

“劫”与“接”之间，勾勒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拉美政策的两端。对执政而不顺从的左翼领导人，美国越境擒拿；对在野而亲近美国的右翼人物，美国提供庇护。坊间称之为“劫左接右”。这四个字很形象，却只说中了一半。

从“劫”马杜罗到“接”博尔索纳罗

先看“劫”。马杜罗被带走后，委内瑞拉并未出现预想中的政权更迭。接掌权力的是他的副手、前石油部长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名不折不扣的查韦斯主义者。据《卫报》报道，她在突袭前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表达合作意愿，委方则斥之为假新闻。8月底，委美达成为期25年的石油合作协议，特朗普宣称美国由此取得委国逾650亿桶已探明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金融时报》还披露，同月与反对派谈判时，加拉加斯甚至没有把释放马杜罗列为条件。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罗德里格斯更在纽约与特朗普会面。

被晾在一边的，反倒是美国扶持多年的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她要求明年举行大选，美国则主张先改组法院和选举委员会，她因此游离于美国支持的过渡对话之外。10月25日马查多高调回国，国务卿鲁比奥随即表示，民主不可能靠街头抗议实现。这番话敲打的，显然不是加拉加斯的左翼政府。

再看“接”。在弗拉维奥之前，其弟爱德华多、前情报局长拉马根早已在美国“流亡”。巴西开票后，特朗普声称这“看起来又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白宫一度暂缓祝贺。但他又补上一句：我喜欢卢拉，和他相处得很好。

把两条线索并置，“劫左接右”的说法便显得不够精确。在委内瑞拉，美国劫走了左翼领袖，却留下了左翼政权；在巴西，美国接走了右翼候选人，却没有关上与左翼总统打交道的门。可见左右之分并非美国真正的标尺，它看重的只有两点：是否顺从，以及能否带来可交易的利益。“劫不驯者，接效忠者，留可用者”，这才是美国处置拉美的完整逻辑。在美国眼中，一个拉美政权是否合法，选票说了不算，本国宪法也未必说了算，关键在于有没有美国签发的“许可证”。

这套逻辑并非即兴发挥。美国媒体早以“唐罗主义”相称，去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将其写成“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把西半球界定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区。阿根廷中期选举前有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洪都拉斯大选时有以援助相要挟，哥伦比亚大选中又有美国公开力挺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手法各异，方向如一。

这究竟是“美国优先”，还是“拉美优先”？答案是一个悖论。拉美确实被“优先”了，从美国议程的边缘被拉到中心，但它是作为“美国优先”的首个试验场被优先处置，而非作为平等伙伴被优先对待。拉美在美国议程上的位置越靠前，拉美人对自身命运的话语权就越靠后。

公平而言，美国及其支持者自有说辞。马杜罗2024年的连任本就备受国际质疑，毒品与难民外溢确实困扰邻国。鲁比奥的“稳定、复苏、过渡”三步走，也有防止失序的现实考量。巴西右翼则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权力过大，对博尔索纳罗家族的追查带有政治色彩；第二轮投票当天另一名大法官批准延长投票两小时，也引发争议。

更重要的是，拉美右转有其内因：民众对暴力犯罪的愤怒、福音派影响力的上升、企业和中产阶级对税负的不满，都不是美国制造的。这些论点不宜一概抹煞，但由此推导不出一个大国可以越境抓人、自行认证谁是合法统治者的结论。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1月间就直言，委内瑞拉情况复杂，却不足以构成单方面动武的理由。如果国际秩序是以这种方式运作，我们就有麻烦了。

卢拉还是原来的卢拉吗？

在这套逻辑下，右翼的去留之外，左翼如何自处同样值得追问。巴西的卢拉是最好的样本。

从结果看，他守住了。已届八旬的卢拉在首轮落后近两个百分点后完成逆转，第四度当选总统。但从过程看，这场胜利是以左翼议程的大幅调整换来的。他把治安推上竞选议程首位，承诺设立公共安全部；到第二轮冲刺时，打击犯罪已与终结“做六休一”工时制这一招牌劳工议题平起平坐。他还频频向福音派示好。保守派则在同日的国会与州选举中斩获颇丰，卢拉的第四个任期将面对一个更加右倾的国会。

卢拉的对美姿态同样值得玩味。选前，他拒绝美方官员入境“考察”选举，并就关税问题诉诸世贸组织，姿态强硬。选后，面对特朗普质疑选举、收留对手，幕僚建议他暂不接招，保持“宽宏、自主、胜利者”的姿态，静观下周美国中期选举后的风向。卢拉没有像罗德里格斯那样软化，却也从针锋相对转向有节制的冷处理。这是战略定力，也是力量对比下的无奈。

巴西还出现了一个吊诡的角色倒置。民族主义本是巴西右翼的看家本领，博尔索纳罗的口号就是“巴西高于一切”。如今，捍卫国家主权的旗帜握在左翼手中，右翼领军人物却持美国签证出走。卢拉一句“巴西是他们的第二故乡，美国才是他们的第一故乡”，正点破了这种倒置。美国的强势介入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左翼一边，这或许是“唐罗主义”始料未及的副作用。

在外部施压与右翼攻势的双重挤压下，拉美左翼正分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委内瑞拉式的：被外力“劫持”后名义上仍是左翼，推行的却是美国认可的政策，这是变质。另一种是巴西式的：在选举中吸收右翼议题以求生存，这是变形。

变形未必是坏事，关键在于怎样变。卢拉对右翼议题的“翻译”值得留意。他谈治安，强调从资金上扼杀犯罪组织、追查盘踞在金融界和上层社会的犯罪网络，而不只是加派警力、加重刑罚。这是用左翼的语言回答右翼的问题。只要还在用自己的语言作答，左翼就仍是左翼。

卢拉的处境，让人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在现实主义冲击下，自由主义还是原来的自由主义吗？过去几年，美国民主党政府保留并加码了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对华关税，北约成员国承诺大幅提高防务开支，欧洲多国收紧边境、重拾产业政策。自由主义阵营并未放弃开放、规则与合作的价值，却越来越以“有围墙的自由主义”面目示人，不复冷战结束时向全球推广普世方案的自信。

两者处境相通：当对手设定议程，你只能靠回答对手的问题来证明自己。危险在于，答得太久，就忘了自己原本要问什么。自由主义若只剩关税与围墙，便与现实主义无异；左翼若只剩警察与秩序，便与右翼无别。卢拉第四任期真正的考题，不在于能否抵挡右翼，而在于能否在吸收右翼议题的同时，守住减贫、劳工权益与社会包容这些左翼原本的问题意识。

“唐罗主义”下的拉美民主困局

回到特朗普的拉美哲学，其本质是一种19世纪式的势力范围观，即西半球是美国的后院，后院的主人有权决定谁当家、谁出走、谁回来。意识形态在其中时而是镜子，时而是筹码。在巴西，它是镜子。博尔索纳罗家族质疑选举的叙事，与特朗普对2020年大选的说法如出一辙，庇护他们也是为自己的叙事背书。在委内瑞拉，它是筹码。只要石油到手，查韦斯主义者也可以是“干得出色”的伙伴。镜子也好，筹码也罢，不变的是控制。

这种霸权哲学的代价，最终将由拉美左右两翼共同承担。左翼被迫在顺从与对抗之间走钢丝。部分右翼则越来越像把总部设在佛罗里达的流亡政党，前途系于美国好恶，而非本国选民的认可。当一国反对派的退路在海外，执政者的去留系于外国总统的一念之间，这个国家的民主便被抽空了一部分。选票仍在，决定政治合法性的权力却正被转移到华盛顿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