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周二（9月8日）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七年多，推出多项长远政策，却引起既得利益者不满，又遭返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爆破、“沙士”（SARS）疫情等冲击，多项重大政策接连受挫。2003年他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更触发逾50万市民上街示威，被迫撤回，两年后，他以“脚痛”为由向中央请辞，提前下台。

然而，近年本港强调要推动改革、推动创科发展、要巩固金融和航运中心地位，回望过去，不少舆论认为董建华其实是推动改革的先行者。

董建华上任之初，推动多项长远政策，涉及教育、房屋、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教育改革方面，最重大改革是1998年全港超过七成中学实施母语教学，将中学分为英中及中中。

然而，中文中学的中一至中三以中文授课，但到了中四可以自行选择转英文，令舆论质疑母语教学的成效。而传统成续优良的名校多为英文中学，甚至不时有报道指，家长为了选择英文中学较多的校网而到该区置业。直至2009年，学校才可以自由选择以英文或中文授课。

“八万五建屋计划”生不逢时

另一争议政策是“八万五建屋计划”。董建华在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计划每年兴建不少于8.5万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家庭都可以自置居所。

九十年代香港楼市炒风炽热，市民普遍借足九成按揭，楼价愈升愈有，不少市民在楼价上升后加按或换楼。1997年共有6.44万个单位落成，但“摩货”、炒筹情况不绝，楼价升至史上高位。信和集团在1997年3月以破纪录价格购入蓝湾半岛地皮，市场预期每平方呎售价达1万元，轰动全城。但另一边厢，中产人士毕业后，需要工作至退休年龄才能供完自置物业，按揭负债沉重，而楼价泡沫亦不利经济稳定。

为了稳定住宅供应，董建华在1997年提出，每年私楼及公营房屋建屋量不少于8.5万个，目标是10年内全港七成家庭有自置居所，而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缩短至3年。

不过，“八万五”政策可谓生不逢时，董建华宣布政策后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楼市达到高峰随即回落，一年内楼价腰斩，大量早前“借到尽”置业的人士变成负资产，被银行收回物业强拍。而随着“八万五”政策后大增的新建住宅推出市面，楼价在2000至2003年持续大跌，不少市民归咎于“八万五”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董建华在2000年接受电视专访时，被问到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他回应说：“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你说还存不存在？”

可是，此后再经历楼市炽热，市民不单置业难，公屋轮候时间也远远不止政府原先的三年上楼承诺，若果当年的“八万五”政策能否持续推动，今时今日的香港又会否有另一番局面？

数码港被指沦地产项目　中药港愿景不了了之

产业发展方面，董建华亦提出了数码港和中药港，希望香港发展成资讯科技和中医药中心。数码港为政府与盈科数码动力合作项目，总投资约158亿元，分为住宅、商厦、酒店、商场、会议中心等项目，由2002年起分段落成。不过，部份人士指数码港发展是官商勾结，亦被讥为科技包装的地产项目。

至于中药港，与数码港一样是1998年提出的计划，希望建立国际中医药中心，从研究、生产、贸易到人才培训多方面发展产业链。

然而，中药港的计划很快就没有下文，直到2014年许仕仁案开审，时任新地执董陈巨源爆出，董建华曾经主动接触新地探讨中药港的可行性，陈巨源经过两年研究之后认为不可行。

不过，董建华的中药港概念在之后的几届政府都有继续发展，曾荫权主政年代提出的六大产业，就说过发展中医业是医疗产业的一部份，而梁振英亦成立中医药发展委员会，审视、制订中医行业的发展，建立了中医注册制度，而多间大学都有开设中医课程培养人才。香港中医医院在经过约11年的规划与兴建后，也由去年底起分阶段落成启用。

事实上，中央近年也重视中医药的发展，香港被视为最有能力推动中医药获国际认证的地方。由此可见，董建华的政策构思确是有利香港善用中西交汇的优点，推动香港的产业多元化发展。

“杀局”、推高官问责制成政治遗产

在政制方面，董建华亦没有停步，但同样备受争议。1999年，特区政府出手 “杀局”，废除新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瓦解香港的立法会、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三级议会结构，而两局的职能归民政事务局和新成立的环境食物局接手。此举打击了在两局有多个席位的民主党，被民主派人士批评为大倒退。

第二项大改变是2002年实行高官问责制，将所有司局长由公务员职位改为合约制聘任，并需要为过失负责，以引入外部人才和改善政府施政，而公务员最高职位为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

问责制打破了政府决策官员“终身制”的既有机制，其设计原意是令他们为重大政治失误负上政治后果。2003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被揭在《财政预算案》宣布大幅调高汽车首次登记税前“偷步买车”，成为首名在问责制下辞职的高官；同年，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50万人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后，以私人理由辞职。

其后二十多年内，社会对问责制是否有效运作，不乏争议。即使政府曾出现被社会视为重大失误的施政问题，但问责的官员寥寥可数。2004年，时任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因立法会调查报告指其处理SARS疫情未能令人满意而引咎辞职，但并非直接接受政治问责。

2012年，时任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上任仅12天就被揭涉嫌骗取政府房屋津贴，遭廉署调查而请辞。到2022年，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因为在疫情期间违反限聚令，出席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洪为民的生日宴会而下台，成为少有真正政治问责丢职的官员。

推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大示威

董建华任内最大争议的政制事件，是2002至03年的《基本法》23条立法。2002年政府推出咨询文件，引起市民强烈忧虑，担心以言入罪等情况，并影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2002年，多个反对立法的团体组成民间人权阵线，12月举行首次反对23条立法大游行，意外地有超过预计的6万人参加。但政府未有就此停步，2003年计划在7月9日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民阵号召市民7月1日游行，结果有多达50万人上街示威。游行队伍在下午3时出发，龙尾要到晚上10时才抵达政府总部。

2003年9月5日，董建宣布撤回草案。此后多任特首都没有再启动23条立法程序，直至中央出手为香港制订《国安法》之后，立法会终于在2024年3月19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并于同年3月23日正式刊宪生效。

任内爆民调风波　“家臣”路祥安被指向港大施压

董建华任特首付间还发生过港大民调风波。2000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在报章撰文，指特首兼港大校监董建华透过中间人施压，要求停止有关行政长官及政府的民意调查，其后钟庭耀表示传话人为时任港大校长郑耀宗及副校长黄绍伦。后来更被揭是由被视为其“家臣”的特首办特别助理路祥安出手。

政府初时否认指控，港大校务委员会随即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报告证实指控属实，认为路祥安在政府支持度下降时，希望停止民意调查，以免进一步打击政府声望。

事件令社会各界惊讶，指政府企图干预学术自由。事件后路祥安继续留任，而郑耀宗和黄绍伦则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