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坊间都存在一个争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被新加坡和上海所取代吗？答案很显然：香港具有对内地的独家链接优势，新加坡无腹地、上海缺离岸；香港有制度与资本自由的双重保障，新加坡缺稳定性、上海受管制；而且，香港在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垄断地位根本无法被挑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2月25日发表的《2026-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明确指出，面对深刻变化的全球政经格局与复杂多变的外围环境，香港金融市场表现仍然亮丽，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香港金融市场是“一国两制”下的金融市场，更是立足于中国香港独特国际性的金融市场，其优势是新加坡或者上海没有办法替代的。放眼未来，预算案提出全面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贡献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对于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特区政府来说，未来5至10年需要有的明确目标导向应该是：超越伦敦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曾几何时，外资撤退、人才外流、恒指低位徘徊，还有中环写字楼的空置率……使得“香港变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论调甚嚣尘上。然而，2025年香港金融市场交出了一份值得被肯定的答卷：金融市场强势复苏，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全年总成交61.46万亿港元刷新历史纪录、日均成交额2,498亿港元创历史新高、4月7日6,210亿港元为历史单日最高；119家上市、集资总额2,858亿港元，IPO重回全球第一。其中新经济公司占比超2/3， 3家新股跻身全球十大IPO；衍生品日均成交166万张合约，创历史新高……香港作为全球融资枢纽：IPO、再融资、衍生品规模均居全球前列；沪深港通成交再创新高，内地与国际资金双向活跃；机构、零售、国际及内地资金全面活跃，国际资金回流，海外机构增配港股，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功能强化。

这份成绩表并非只有账面数字，更有制度性的突破。港交所自2024年9月实施“打风不停市”安排以来，经历了七个恶劣天气交易日，市场运作如常，不仅确保了流动性，更带来约25亿元印花税收入。这细节虽小，却象征着香港金融基建的硬实力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可以说，过去一年，香港股市整体呈现量价齐升、结构优化、国际吸引力回升的格局，证明了香港还是那个香港。

但，香港也已经不再是那个香港了。如果深入到SWIFT的跨境支付数据里，深入到香港金管局的资产负债表里，深入到北京最高层的战略棋盘里，便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香港。这里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但又为大众所知的“系统重置”——过去的香港，是中国赚世界钱的“收银台”；未来的香港，是中国钱去世界的“指挥部”。

香港不再是“过路财神”

过去四十年，外界对香港的理解停留在“超级中介”这个词上，说白了就是“收过路钱”。外资进来投厂收一笔，中国货品卖出去再收一笔。在这种逻辑下，衡量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KPI自然是IPO数量有多少？集装箱吞吐量有多少？所以，当香港货柜码头被上海、宁波等港口取代，2023-2024年IPO市场遇冷，大家就慌了，自然而然觉得香港不行了。若只是套用过去的逻辑，确实如此，但这种思维模式所忽略的是，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积累了高达30万亿美元的庞大资产，中国的核心诉求已经变了。中国不再是缺钱（招商引资），更焦虑的是：手里这么多钱（资产），如何在不引爆国内通胀和债务危机的前提下，安全进行全球配置。这就像一个高压锅，需要一个精密的安全阀。谁来把守这个安全阀？

北京对此早有规划和设计。早在2004 年，香港成为第一个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离岸市场，2014年末规模突破1万亿元，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地位自此确立。而后，中央金融系统各部门在各种场合都会表达“坚定支持并继续稳步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国的工业底座规模巨大，但为了稳定，必须有资本管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高压舱。这是中国的在岸（Onshore）。香港则是离岸（Offshore）：香港物理上在境内，但逻辑上在境外。香港拥有普通法体系、资本自由流动、与美元挂钩的汇率。香港就是一个巨大的“气闸”。在这个气闸里，中国的国有资本、科技巨头，可以换上“国际马甲”，用国际规则去管理资产，这可是国家级的资本配置战略。

当市场在哀叹2024年香港IPO惨淡的时候，被很多人忽视的是：香港的资产管理规模（AUM）在2024年依然稳坐在4万亿美元的高位，其中60%以上的资金源自非香港投资者。目前在港设立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已超过3,300间。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地位，预算案祭出大招：优化税制，将数字资产、贵金属及特定大宗商品等列为可获税务宽减的合资格投资。这意味着，香港不仅要管理传统的股票债券，还要成为全球富豪配置另类资产的首选地。

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香港已经从一个喧嚣的“赌场”（融资市），进化为一个深沉的“金库”（管理市）。对于北京而言，IPO数量是“面子”，但离岸资产的安全与效率，才是“里子”。

在这个地缘政治动荡的年代，保“里子”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再阴谋论一些，把视角拉高到货币战争的层面，香港的不可替代性更可见一斑。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正在加速，这时候人民币要想更进一步，面临一个经济学上的死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绝对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能让美国联储局决定我们印多少钱），同时也极其警惕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怕被索罗斯这些资本大鳄借机收割）。既要独立，又要管制，人民币怎么国际化？答案只有一个：需要一个“完美的替身”。

这就是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CNH）。在香港，人民币是真刀真枪在国际市场上搏杀的。香港是有底气的：首先，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其二，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约为4.5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操作大部分是在香港的后台完成的。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一个防火墙的存在：2024年，当美国联储局暴力加息时，离岸人民币汇率虽然承压，但这股压力被香港市场吸收了很大一部分，从而保护了在岸人民币（CNY）的相对稳定。

必须认识到：对于中国而言，“香港是唯一一个受控的，但遵循全球规范的实验场。”这是香港金融市场最大的底气。没有香港，人民币国际化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你是愿意把人民币的定价权交给伦敦、新加坡，还是留在香港？答案不言自明。

另外，更不要认为“互联互通”（股票通、债券通、互换通）只是几个便民政策，那是国家金融血管的心脏搭桥手术。确保了中国在切断与美元霸权的部分联系时，依然有一个呼吸机可以连接全球金融循环。

● 股票通：截至2026年1月，南向累计净买入超5万亿港元，持仓市值超6万亿港元；北向累计净买入超2.5万亿元人民币。沪深股通日均成交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日均成交1300亿港元（同比增长超过200%）；

● 债券通，截至2025年底，北向通（境外-内地）参与机构超800家境外机构，持仓规模8100亿元人民币（占境外持有中国债总量约1/4）。2025年交易9.7万亿元人民币（占境外机构境内债交易超60%）；

● 南向通（内地-境外）持仓规模：近1.2万亿元人民币；互换通，截至2026年1月，北向互换通累计名义本金：超10万亿元人民币，覆盖110家境内外机构（含欧美、东南亚）。2025年占内地银行间IRS清算市场12%。

三大互联互通机制运行稳健、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与风险管理的核心渠道。且日复一日的“试炼”。预算案明确提出，将在年中公布一系列优化措施，为企业的财资中心及其关联公司提供额外税务优惠，并建议放宽集团内部资产转让的印花税宽免准则。这显然不仅是为了吸引资金，更是为了吸引“大脑”。相关措施的推进，也将标志香港从单纯的资金池，转变为跨国企业管理全球资产的“总部基地”。

香港市场的“大换血”

在2024年，很多人唱空香港股市，是因为那个属于阿里、腾讯、美团的“流量红利时代”结束了。但如果看2024-2025年的港股新规，就会发现一场“供给侧改革”正在发生。改革的目标就是“换血”。

最典型的就是“18C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规则）。这是为那些还未盈利、甚至连商业模式还没完全跑通，但掌握核心技术，比如芯片、AI、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的硬科技企业。以前，这些企业只能去纳斯达克；现在，美国的大门关了，A股的门槛又太高，香港成了它们唯一的续命地。这就好比，以前香港是帮“电商巨头”变现，现在香港是帮“大国重器”输血。预算案进一步提出，港交所将在第一季就修订“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要求、以及为生物科技和特专科技公司申请上市提供更多弹性等咨询市场。

再看债券市场。2024年政府施政报告将债券市场作为“深化互联互通”的一部分，主要关注扩大“债券通”南向通、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和频率。到了2025年，债券市场被提升至与股票市场并列的战略高度，首次单独成章。其实，香港已悄然成为亚洲最活跃的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连续8年亚洲第一；香港单一市场占亚洲绿色债券发行近半，远超新加坡、东京和上海。香港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离岸债的发行中心，深圳市政府、广东、海南省政府纷纷在香港发债。这背后的信号极强：国家信用的全球定价，正在从华尔街转移到香港。

“换血”意味着未来的香港市场不再是会让散户狂欢的投机市场，它正在变成一个服务于国家产业升级和信用扩张的功能性市场。在国家的加持下，香港市场将更加“硬净”。这也是融入国家大局的体现——“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

另外，随着中国富裕阶层的扩大，香港会是唯一能以“全球标准”处理“中国财富”的地方。2023年香港政府给出的家族办公室税务豁免，加上2024年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CIES），不仅仅是为了抢人，更是为了抢回“资产配置权”。对于真正想做投资的资金来说，香港背靠的大湾区（GBA）有着新加坡无法比拟的优势——上午在香港中环开会，下午就可以在深圳看项目。这种“前店后厂”的金融版复刻，是地缘物理决定的，新加坡搬不走。所以， 只要钱还在香港市场上流转，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死不了。

这次“换血”，香港还有一个特别的“存在”，那就是加密货币（Crypto）和Web3。众所周知，中国内地对加密货币交易“严防死守”。但在香港，发牌照、搞峰会都不是问题，并且，香港法定稳定币业已发行。这种巨大的反差，常常让外人看不懂：北京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这就是“沙盒战略”（Sandbox Strategy）。北京非常清楚，区块链和数字资产是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如果完全不碰，未来就会丧失话语权；但如果全面放开，金融风险可能冲击社会稳定。

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跨境支付体系必须有新一轮技术升级，而香港成为最佳隔离的“沙盒”。 香港有“一国两制”的身份，既连得上国际，又能和内地保持距离，风险可控。在北京的顶层设计中，香港就是“防火墙”与“试验田”。在这个维度上，香港的角色远比“区域交易中心”更具战略纵深。这个背靠14亿人口庞大市场、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支撑的“超级联系人”，正以“数字货币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定位，悄然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数字第二战场”。

香港和伦敦的“距离”并不远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2025年，看似萧条的香港，实则经历了一场“由虚向实”的痛苦蜕变。这个市场正在剥离过去那种浮华的、纯流量的皮肉，生长出服务于大国金融战略的坚硬骨骼。如果说内地是中国经济这台巨型机器的“发动机”，那么香港就是那个精密复杂的“变速箱”，没有这个变速箱，发动机的巨大马力无法平稳地输出到全球的路面上。

蜕变当然要面对巨大的风险，那么，香港的风险是什么？香港真正的风险不在于美国制裁，也不在于恒指跌破多少点。从战略的角度来讲，真正的风险在于“同质化”。香港的价值，全赖于它与内地的“不同”——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逻辑、不同的信息环境。如果有一天，香港在金融监管和法治逻辑上完全等同于内地城市，那么它作为“离岸资产负债表”的功能就会瞬间归零。香港才会变得无足轻重。所幸，从政策导向看，北京不仅明白这一点，而且在小心翼翼地呵护这种“不同”。

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连线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近年来，尽管面临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香港金融市场在规模、产品创新、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等方面仍在持续深化发展。这实际上是对香港依托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持续的金融开放以及独特的制度优势，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实现能级跃升的一种乐观展望。展望未来，人民币在贸易顺差推动下是缓慢升值的趋势，这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经贸环境、提升国民购买力与福利水平，同时也能最佳化中国企业的经营与竞争状态。在这样的趋势之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只会持续增强。既然如此，香港就应该给自己立一个清晰的目标：未来五年，取代伦敦，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全球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和伦敦的差距并不大，是一个掂掂脚尖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虽然伦敦立足欧洲，亦有全球传统金融的加持，但英国“脱欧”、经济放缓、监管趋严拖累，市场增长乏力。相比之下，香港背靠中国内地和东南亚，主打人民币国际化、中资企业全球化、亚洲财富管理、金融科技，在合力下增长强劲。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确实为香港金融中心带来了新的机遇。

要知道，在金融的棋局里，活得最久的往往不是最“喧嚣”的那个，是最“被需要”的那个。香港如何才能更“被需要”？ 当然是继续壮大其“特别的存在”：坚持发展独立于欧美的金融市场体系，做好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和系统支撑；以中国为基础力量，以一带一路、东盟作为发展跳板，思考如何更好发展这些区域的企业利用香港金融市场。这就是香港的战略坐标。无需要盯着IPO和成交量，如果有清晰的战略价值与发展规划，IPO怎么可能不冲高？成交量怎么可能不再翻倍？如此，超越伦敦市场有何不可？

一个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正在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发起冲击的中国，需要更大、更强的中国的“国际”金融市场。一旦香港超越伦敦，意味着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的一次显著调整。对于香港而言，这要求其必须持续巩固和提升自身竞争力，包括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保持资金自由流动、吸引和培养国际顶尖金融人才、发展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新业态，并进一步深化与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香港经历一场洗礼之后，仍是中国手中那张“王牌”，但香港需要更清楚自己战略坐标的定位。香港的昨天是特别的，特别在于担当中西之间的“超级中介”、“过路财神”；今天依然特别，特别在于为国家加快金融强国建设管控“安全阀”与“变速箱”。香港需要全面理解“国家大局”下这个定位的转变，因为它决定了未来20-30年巨大的财富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