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宫里的历史科.一|回归前受欢迎,现在坐冷板凳?

撰文: 张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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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历经数次改革,相应地反映出时代的印记,以及这个社会对于教育本身的理解。讽刺的是,港英政府刻意淡化国民身份意识,但中史科却广受学生欢迎;回归后特区政府本应理强化国族认同,却一度把中史科推进了“冷宫”。中国历史课堂从港英眼中的“革命份子温床”,沦为当下选科体制里的“冷板凳”,原因为何?

“历史教育”系列深度报道之一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有7,184名考生报考中国历史科。(资料图片)

港英时期的学生更爱中国历史?

历史教育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科目之一。在港英治下的1904年,时任皇仁书院校长胡礼(George Henry Bateson Wright)曾在工作报告中直言:教授中国历史,会把香港变为大陆革命分子的温床。可以说,历史科目在学校教育之中有着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位,更涉及意识形态的塑造。100多年后的今天,资深历史教师梁延敬告诉《香港01》记者,香港历史教育的课程大纲演变,始终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回溯至20世纪60至70年代,港英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面临双重考量:一方面,政府需要尊重华人社会对中国文化与历史教育的重视,以此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另一方面,则必须严防学校校园演变为民族主义或革命思想的政治动员场所。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中史课程呈现出明确的“厚古薄今”特征。教学内容高度集中于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制度沿革以及文化成就,极力强调儒家伦理与历史兴衰的宏大叙事。相反地,对于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等当代地缘政治议题,课纲则采取了刻意淡化或简略介绍的处理方式。

1953年,港英政府发表《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主张培育出一种所谓“开明、平衡而国际化的世界观”。这份大纲奠定了未来几十年香港历史教育的基调——重古轻今、去政治化,深刻影响了香港半个世纪。这种课程设计,对老一辈香港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门科目在殖民地成了华人青年传承传统文化认同的避风港,从而更受欢迎。而港英政府为了管治便利,也乐于让学生在远离政治的领域寻找民族自豪感,从而回避了现实政治的尴尬。

港英政府时代历史教育的“厚古薄今”,影响了香港的许多代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官方网页图片)

双史分隔式教学是历史遗产

这个大纲建议中国历史的授课语言应为中文,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进行体制性分离奠定语言基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张瑞威向《香港01》表示,这种体系更来源于早期大学收生制度对中学体制造成的直接影响。

最初,香港只有香港大学一所高等学府,随后才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正是在两所大学并立的时期,香港的公开试衍生出了双轨制。当时存在两种平行考试:一种是高等程度会考(Higher Level),另一种则是高级程度会考(Advanced Level,即俗称的 A-Level)。高级程度会考(A-Level)主要是为了报考香港大学而设的。这种因应大学学制与招生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公开试,决定了当时中学校园的课程走向。

过去,香港的高等教育采取学系独立招生模式。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内部,历史科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一个是处理世界史与现代中国、香港史的历史系;另一个则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中文系(现中文学院)。这两个部门各司其职,界限分明。为了配合各自学系的招生与考核便利,在主持面向中学生的入学考试时,便因应学系架构,“量体裁衣”地在中学考评体系中定制了两门独立的历史科目。也就是说,这种“中西史分家”的模式是大学内部招生倒逼中学课程的产物。直到后来学制改革,考试改由香港考试局(现考评局)统一处理、直至演变成今天的文凭试(DSE),体制沿用了当年大学招生留下来的传统。

“中西史分家”的模式是大学内部招生制度倒逼中学课程的产物。(Unsplash)

中史科回归后却遇冷

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回归后,学生对中史的熟悉程度不升反降。张瑞威回顾自己曾亲身经历的考试历程:在香港旧学制(五七学制)下,学生在初中三年(中一至中三)首次修读中国历史通史课程。中四进行文理分科后,中史科成为文科班学生的普遍必修科目。在中四至中五阶段,文科生会第二次系统性修读相关课程,以应对香港中学会考。随后,升入中六至中七预科(即准备考大学)阶段的学生,则会第三次接触中史科目。因此,在最终参加大学入学公开试前,文科学生在整个中学阶段通常已将中国历史的相关知识范围,依据不同考试深度完整修读并考核了两至三遍。

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刘智鹏介绍道,回归后,香港进行教育改革,在初中阶段推行学科合并,开设“综合人文学科”的课程,把地理、历史等科目混在一起。当时选了这门课的学校,就不再独立开设中国历史课,2003至2005年度,共有90所中学(占全部中学的五分之一)在初中阶段取消了独立的“中国历史科”。2019年,全港选修中国历史的高中生约为10%。当时大约有五万多名考生,却只有近6,500人修读中史课。刘智鹏指出:“这意味着十个中学生里面有九个在高中没有读过中国历史。如果这九个人当中,又有两三个在初中连独立的中国历史都没修过,那就等于整整六年的中学生活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如何能理解香港与国家的关系?观念自然就变得非常模糊。”

张瑞威亦担任优化高中中国历史科课程工作小组主席。对于曾经的课程改革,张瑞威指出,香港新高中学制在设计之初,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国际文凭课程(IB)的模式,其初衷是建立一个“香港版IB”的跨学科架构,旨在鼓励学生涉猎多元学科。然而,这一设计过于“理想化”。首先是学校资源与师资的局限,多数中学在行政管理与成本考量下,无法开设如此多种类的科目,只能将选修课集中于少数常规学科。其次是来自本地科学教育界的强烈反对,相关群体认为培养科研人才必须具备完整的物理、化学、生物及数学基础,不应缩减。在多方博弈与社会固有的追求“多优状元”的应试文化驱动下,选科体制最终仍回归于传统模式。随着社会思潮以及考评方式的转变,中史科渐渐坐了冷板凳。

中史科曾经非常受欢迎,却在社会变迁和教育制度演进中逐渐坐了冷板凳。图为潘美芬老师与梁延敬老师。(受访者供图)

考评制度摇摆致中史失宠

在考评方面,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于1978年开始举办香港中学会考(会考),于2010年举办最后一届供学校考生报考的会考。随着2009年新高中学制的推行,首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于2012年举行,正式取代了旧制的会考与高级程度会考(A-Level)。然而,新制度的实施却让中史科遇冷:根据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布的资料,在1999年报考香港中学会考(会考)中国历史科(中史科)日校考生有30,649人,而2014年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文凭试)中史科的日校考生仅6,464人。

香港历史及文化教育协会顾问潘美芬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教师。她告诉《香港01》,“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坊间亦称A-Level)时期,中史曾非常受欢迎,当时选修中史科的人很多。A-Level时期的考评改革,明确指向了对学生理解能力而非单纯背诵能力的考核。在DSE考试中,中史科的考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深度比旧制A-Level浅得多,利好一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拿基本分数。长问答和长论文题正在逐渐减少,主要靠分析题用来区分学生的能力高低。

潘美芬指出,从历史考评演变来看,自1990年起,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考评局)在命题与评分策略上,长期在三个核心路线之间持续摇摆:首先是在“减少机械式背诵”与“维持学生应试表现”之间摇摆。考评局曾尝试增加灵活发挥的思辨题型以抑制死记硬背,但随之而来的是学生在试卷答题上的整体表现出现下滑,政策因而反复。

其二,是在“维持学科选修人数”与“考核难度”之间摇摆。面对新学制下中史科选修人数低迷的现实,考评局在试卷设计中往往会特意设置一定比例的基础“送分题”,以人情分来缓解学生情绪。其三,是在“鼓励开放发挥”与“确保批改客观公平”之间摇摆。考评局在减少主观分和印象分的技术要求上面临巨大挑战。当试卷包含大量开放式论述题时,阅卷团队需要具备高度统一且平衡的批改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