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HKIC）早前（7月16日）公布，截至2025年底，资产规模达到697亿元，净内部回报率录得14%，累计投资项目突破200个。作为特首李家超推进特区治理改革的产物，港投公司正是港府尝试摆脱过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约束的标志，如今又在金融投资和产业引导方面初试锋芒，表现确实令人鼓舞。然而，香港经济转型道阻且长，港投公司作为最重要的推手之一，特区政府必然不会也不应满足于这份成绩单。

本是“创业者”成了“二世祖”

作为小型经济体，我们的唯一定位就是持续打拼发展自己的“创业者”。可是，过去的“当家人”误以为自己是“二世祖”，以“积极不干预”为名在畏手畏脚当中坐吃山空，形成了今天的困境——没有了产业的更新、失去了文化的弹性、停止了阶级的流动，渐渐迈向老化和停滞——高昂的地价和租金吞噬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亢奋的地产和金融也限制了巨额资本的溢出效应，扭曲的社会价值更无法让创业者们提供放手一搏。

年轻人的创业意愿，正是一座城市的未来信心指数，既意味大家拥有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魄力、勇于探索未来未知边界的勇气，也反映社会对试错保持包容、制度对创新给予鼓励、资本愿意为风险买单。但在香港，呈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画像。早在2017年，“全球创业观察（GEM）香港及深圳研究报告”显示，相较于2009年的同类调查而言，香港创业人口只由7.3%增加至19.7%，已有一定规模初创企业也只增长了109%，但深圳创业人口却由17.6%飙升至36%，而具规模初创企业增长幅度更是达到389%。来到2026年，“创业x就业：青年职志观察报告”发现，八成受访大学生有意创业，但只有不足一半倾向投身初创工作。这样的城市，又谈何落实中央领导人所要求的“不断增强发展动力”？

港投“真改革”告别“不干预”

港投公司的成立，正是为了推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重新为这座城市注入能够激发新质增长力量的基因。可以说，特区政府不再偏安于传统的“中介”角色，而是愿意主动运用公共资本作为战略杠杆，引导、培育和重塑这座城市的产业结构。然而，思想的解构往往过程检举，港投公司的成长也是充满曲折。它的前身是自2019年开始检视、至2020年才由“未来基金”拨出220亿元而成立的投资组合“香港增长组合”，但该组合屡被批评囿于传统理财思维，缺乏顶层设计、相应经济研究和长远发展蓝图。

李家超新成立的“耐心资本”旗舰港投公司，一改上述各种弊端。首先，港投公司归一负责管理“香港增长组合”及其辖下“大湾区投资基金”和“策略性创科基金”，加上新成立的“共同投资资金”，合共汇聚了620亿元的启动资金。其次，港投公司在行政总裁陈家齐的带领之下，以更专业和专注的视野进军硬科技、生命科技、绿色科技等关键领域，短短两年之内累计投资超过200间企业，每投资1港元就能带动超过8港元的长期市场资金跟投；目前也已涉足新一代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跨境金融基建及量子计算等。陈家齐表明，港投公司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投资+”的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香港实体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同时创造财务回报，贡献香港和未来世代。

超越传统打造类主权控股机构

相较于成立了超过45年、资产规模合计超过1.2万亿美元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港投公司的起步较迟、规模也较小，但这张成绩单已足以丰富外界对于它的想像。不过，在追求合理财务回报的同时，港投公司更要确立一套超越传统金融范式的“战略KPI”，当中涵盖诸如引进关键核心技术的密度、推动本地产学研转化的规模，以及为香港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数量等等。更重要的是，港投公司目前不需急于求成，而应锚定战略目标、保持“小步快跑”，争取于未来数年之内发展成为一间成熟专业而又符合国家和香港长远利益的类主权控股机构，真正扮演香港经济转型的核心推手。

港投公司首要的推动转型任务，就是让香港别再做保守被动的“二世祖”，做回敢试敢闯的“创业者”。平情而论，无论港投的成绩单有多可喜可贺，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恐怕没有太大喜悦，年轻人甚至会感到陌生和隔阂。这种“无感”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港投公司至今尚未成功地为本地的创业环境和实体经济创造出足够强烈的推进动力和示范效应。一个没有与市民切身利益发生连结的公共机构，自然很难在社会群体中建立起深厚的政治共识。然而，如果港投公司能在未来几年之内，利用资本力量和生态网络，在本地成功培育出像宇树科技创办人王兴兴、或是DeepSeek创办人梁文锋那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青年科技企业家——香港社会又怎么会感受不到港投公司的巨大贡献？

建立试错文化让青年敢试敢闯

香港拥有一流的高等院校与顶尖的基础科研环境，但那些科研成果大多停留在学术期刊和实验室中，无法转化成为有效带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实体。若要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港投公司应当打造一个融通高等院校人才、创业基础设施和风险投资环境的完整生态圈，为年轻人提供从科研到创业、从概念到市场的全链条支持，从而引导他们建立积极创新创科创业的自信。与此同时，还要推动土地房屋制度的改革，全面打破高地价和高租金对创新的扼杀。无论是美国矽谷的“车房文化”，还是内地包容失败的政策扶持，都证明了“低门槛”和“高容错”是孵化创新的基石。因此，特区政府必须摆脱传统地产财政思维，将土地转化成为新型创科基础设施，而港投公司更应该扮演“破局”要角，深入参与“北部都会区”等创科园区的土地开发改革，提供低成本的科研空间和高灵活的配套设施，切实降低青年创业与生活负担，为香港打造包容试错、鼓励冒险的创业文化。

港投公司的另一个核心使命，是贯彻国家的“双循环”战略。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大背景下，投资国家的顶尖创科产业，并引导那些新兴产业以香港为总部走向全球市场，正是香港发挥制度优势的最佳途径。港投公司应当将“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作为战略投资和产业对接的“重中之重”。如果说港交所是香港为全球资本提供流动性的金融支点，那么港投公司就是香港为带路国家提供金融动力和科技产业对接的另一支点，不仅要输出资本，更要结合在法律、会计、品质监控及国际标准上的独特作用，为内地新质生产力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营商支撑，让香港真正成为国家连通世界的超级增值人。

港投公司展示了香港在摆脱旧有经济哲学束缚、推动经济治理转型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特区政府和港投公司绝对不能满足于帐面盈利——因为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管理了多少亿资产，而在于能否带动香港整体经济体制、土地政策和社会心态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