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2日，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对于不少关心家国命途的香港人而言，“朱总理”并非遥不可及的国家领导，而是无畏无惧的改革烙印。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8年3月19日，走马上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首场总理记者会上以此誓言震聋发聩。那不是浮夸的政治表态，而是他一生铁肩担大义、致力推改革的真实写照。香港人对这一幕并不陌生——当时回归不足一年，却受金融风暴打击，社会上下人心惶惶，而这位直言敢当的国家领导人，展现出极为少见的铁腕魄力，无疑令人眼前一亮。

由1990年代初期临危受命副总理主导经济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领航国务院，朱镕基在国家转型最剧烈、内外交困最严峻的关键岁月里，以雷霆万钧的改革姿态，拆解了一个又一个危及国脉的经济地雷，为中国跃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奠定无可替代的基石。

在国家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既残留着计划经济的僵化，又滋生了市场早期的无序，出现通胀高企、“三角债”交织、金融秩序混乱等现象。朱总理喊出“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壮语，坚决反腐、破除藩篱，扛起改革大旗。他主持分税制改革，打破地方割据的财政格局，重塑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为国家持续发展建立起强大的财政根基；他推动“抓大放小”的国企重组、促进现代企业管理，同步又建立城镇低保和失业保障，将改革的阵痛将至最低，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底线之间小心拿捏平衡；他亲赴美国进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以入世“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将中国真正推向全球化。

他不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的传统官僚，唯唯诺诺、缺乏担当的平庸官员，而是坐言起行、实事求是的改革先锋。他从不盲从西方的“市场万能论”，也绝不倒退回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下发挥长处的运行机制，既敢于放手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又时刻保持国家对整体经济杠杆的掌控，致力在市场放开和国家治理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中国经济定下稳妥又积极的基调。他并非以经济学家的姿态管理国家，也不是盲目追逐短期指标或为资本财团代言，而是以现代国家治理经理人的宏观视野，确保改革成果最终必须惠及普罗大众。正如讣告所言，“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这也是香港人对朱总理最深刻的印象，所以对他份外敬重。讣告特别提到他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坚决拥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而他和香港的缘份，不只源于他当时许下“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香港金融”的铁血承诺、给予特区政府击退港元炒家的无比信心，更来自于他对香港独特优势的透彻洞察、以及多次语重心长提醒特区政府必须带领香港转型的谆谆教诲。

1990年6月8日至15日，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率团来港出席“沪港经济合作研讨会”。针对外界关于“上海将会取代香港”的疑虑，他直接否定“零和博弈”的互斥思维，坦诚指出香港所长乃上海之短、上海之长为香港所需，大方提出沪港“互利互补、共同繁荣”的合作模式。

2002年11月19日，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香港经济持续低靡，时任总理朱镕基访港并在礼宾府发表讲话期间，谈及时任特首董建华对特区政府财政赤字忧心如焚，充满底气地为香港打气：“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还差得多呢！......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怕什么？你到国内发行50年期的香港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之所以敢于追问“你怕什么”，是因为他深知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钱如何用——正如他所发行的2.6万亿元国债，并没有被消磨掉，而是转化为数万公里的铁路、公路与电站，变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硬核资产。

当时他也一再强调，香港困局有其历史成因，“在繁荣的景象中间也累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间也埋下了隐忧，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但他仍对香港充满信心，也深信克服香港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在香港的体制、实力和优势之中——只要敢于“进行二次创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振雄风”。

“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在香港留下的这句至理名言，至今仍然震摄人心，因为他把香港的成败放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天秤，而他既不相信香港做不好，也看不惯官僚的推诿，所以早就预见，若不解决深层矛盾，香港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朱总理的当头棒喝，本是香港的一剂良药。可惜的是，他的苦口婆心的建言与警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特区政府和治港精英所正视。他们没有深刻自省、查找不足，反而陷入严重的路径依赖和保守心态，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放任治理，把土地供应主导权拱手让予地产商家，高度依赖卖地收入和卖楼收益，对于自由市场的失效、经济结构的固化、经济动能的减弱、分配机制的不公、向上流动的停滞等问题毫无感知。直到社会的怨怒不断转化成为政治风波、直到特区管治危机开始威胁国家安全、直到上海和深圳等内地城市的经济总量陆续超越香港，香港才步履维艰地踏上朱总理念兹在兹的转型之路。

““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2000年3月15日，朱总理以此回应历任之后的人民印记；如今20多年过去，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坚定的改革者，朱总理的离开，无疑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他留给后人的制度遗产、破局勇气和改革风骨，依然是当前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特区治理大转型的宝贵财富。我们深切怀念朱总理，也期待更多大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