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瑞专访1｜由《狗咬狗》到《九龙城寨》的自我否定与再创造

【专访】2024年的香港电影圈，众多光环聚焦在《九龙城寨之围城》。这部电影不仅票房势如破竹，更在口碑上赢得一致赞誉。观众在戏院里为“城寨四子”的情谊动容，而在场外，也逐渐听到讨论声：“郑保瑞，是不是变得温柔了？”

无论是《恐怖热线之大头怪婴》中诡谲的都市怪谈，《热血青年》里挑战禁忌的偏锋恐怖，还是《狗咬狗》那份仿佛要烧穿银幕的愤怒，以至《智齿》中令人窒息的绝境，郑保瑞（瑞导）的名字长久以来都与“暗黑”、“暴力”这些词汇紧紧捆绑。然而近年来，他的电影似乎“温柔”了许多。

这份“温柔”从何而来？面对这个问题，郑保瑞回答：“这个评价呢，两面看。但每个作品都不会骗人，肯定呈现当下，看你怎么看待世界。”要理解郑保瑞的“当下”，必须先回到他的“过去”。

在片场中学会处理戏剧

19岁，郑保瑞入行，从场记做起。“红裤子”出身，跟过林岭东、杜琪峰、王晶等多位风格迥异的导演。在香港电影工业仍在高速运转的黄金年代末期，年轻人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只能埋头做事。

“你说故意偷师……其实没有，”他回忆道，“在晶哥（王晶）那里，半年拍了五部戏，你怎么吸收？你还是做好本分吧。”那是一种极速、执行层面的高压训练，像海绵一样被动吸收，根本来不及消化。“晶哥的公司让你快速成长，那种快速是你想不到自己可以做到的。”

如果说王晶给予的是填鸭式极限训练，那杜琪峰则为他打开了“创作”的大门。当他第一次执导后，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他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是“很少牵涉到创作，制作层面做得多”。他懂得如何让一部电影被“完成”，却不知道自己想“创作”一部怎样的电影。正是这份对创作的渴求，让他回到了杜琪峰身边。

做副导演，本质是服务，是协助导演将脑中世界具现化。他观察杜琪峰如何处理戏剧、如何与演员建立关系、怎样执行剧本。他意识到，自己过去所学多为解决问题的“术”，而杜琪峰所展示的是一种将个人意志贯彻到底的“道”。

他形容杜琪峰在现场调度犹如“变魔术”，有著难以复制的直觉。“我问过他：‘导演你现在是分析多，还是本能直觉多？’”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提问。多年后，当问到他是否也拥有了那种直觉时，他坦言：“有属于我自己的直觉，但我不敢说已经达到那种境界。”

“我慢慢理解到电影是什么，电影里角色的作用是怎样。”这段经历，连同林岭东电影中那种写实的暴力美学，如养分般被他无意识地吸纳。“在回想过程里才慢慢醒悟，原来你看过这些东西，才觉得有用。”

《狗咬狗》与《智齿》

2006年《狗咬狗》是郑保瑞风格的一次大爆发，也奠定了他在影迷心中“暗黑系导演”的地位。电影中，陈冠希饰演的柬埔寨杀手和李璨琛饰演的边缘警察，在香港这个水泥森林里展开了一场野兽般的困兽之斗。那种肮脏、黏稠、不留余地的绝望感，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我经常说，我不是用技巧，是要用那种‘火’去完成。”郑保瑞口中的“火”，是一种源自内核的愤怒与冲动。他坦言，那是一种创作上“没有思考”的状态，一切全凭本能驱动。“那种‘火’推动我能够忍耐、爆发、保持著去完成。”

这团火燃烧的是年轻的愤怒，对世界直接而不加修饰的看法。他直言，就算今天再拍一次，也未必会是同样的处理方式。“就是长大了。我对这个世界可能还有愤怒，但现在会给自己多三分钟想想，沉淀三分钟，才做这个决定。”

这种转变最体现于2021年《智齿》。如果说《狗咬狗》是横冲直撞的“火”，那《智齿》则经过了更精密的计算。电影中，刘雅瑟饰演的王桃在泥泞与垃圾堆中挣扎求存的场面，其惨烈程度比《狗咬狗》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以“折磨”刘雅瑟的那场戏为例，剖析了自己的进化：“我这样逼她演，我绝对预计到她在后面会崩溃，是逼出来的。”郑保瑞毫不讳言，“到第三个take她已经放弃了，说我不演了；第四个take就说‘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让她休息，三五分钟后逼到极限之下再休息。”

为何如此执著？“因为头两个take为什么不行？就是她经过思考，经过设计，你是看得到的。但当你要洗走这个设计的味道时，就要经历这种痛苦、到崩溃、到重生。”他要的是演员在极度疲惫与崩溃后，流露出连自己都预期不到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演员可以，我说你做多一个take，可能就会有一些你自己想像不到的东西出来。”

郑保瑞依然在“搏命”，只是方式变了。他不再仅仅满足于情感宣泄，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想方法做”，去提炼出他想要的、最极致的真实感。他总结：“只是当你越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些事情越难。但不是代表不做呢？都做，但是有难度，你要想方法做。我觉得这是我这十年八载的成熟。”

而促成这份“成熟”的，是一段长达十年的“迷失”。

北上十年

在《狗咬狗》之后，郑保瑞的创作履历出现了一个看似令人费解的转向。他挥师北上，接连执导了三部《西游记》系列魔幻大片。这些电影在商业上获得了空前成功，累计数十亿票房，将他推上了华语电影圈一线商业导演的位置。但巨大商业成功背后，却是导演个人创作上的巨大打击与迷失。

“这十年对我有什么得著呢？就是令我知道我再拍这些下去，就会忘记自己有多喜欢电影。”他如此说道。在庞大工业体系、复杂利益博弈和以亿计的制作规模中，导演的个人意志被压缩到最小。他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是“将自己很收埋（收藏起来）”，职责更像一个高效的项目管理者，而非一个创作者。

“很荒谬的戏，拍得这么差，有十一亿票房破了纪录，你怎样呢？你唯有继续走下去。”他形容那段经历像命运中一件你“挡不住”的事，只能选择接受，然后走下去。他解释拍摄《西游记》时的状态：“我只是在做一个爆谷电影（Popcorn Movie），跟自己说导演的心理著墨不要那么重。”这种自我压抑，让他几乎失去了创作触觉。

然而，正是这场长达十年的“挫败成长”，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关键的转捩点。“也是这十年导致我储到这个力量去拍《智齿》。我把心一横说我回来拍，才有《智齿》。”它让郑保瑞彻底认清了自己不喜欢什么、不想做什么，从而更坚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抓住的是什么。没有那十年的“迷失”，或许就没有后来风格如此极致、个性如此强烈的《智齿》和《命案》。

在《九龙城寨》找到平衡

回归香港影坛后，郑保瑞先后交出了《智齿》与《命案》两部风格极为强烈的作品。前者的黑白影像带来他个人风格的回归；后者则与银河映像再度合作，深入探讨了他钟爱的“宿命”母题。

而《九龙城寨之围城》则展现了一种温暖与热血。郑保瑞坦言当时剧本“很虚”，找不到能让他全情投入的核心，直到他抓住了一个关键支点——故事的年代背景。他将年份精准地定在1983至1984年。

这个年份是整个创作的灵魂所在。“因为这一年真的决定了香港的命运，和城寨命运的一年，”郑保瑞语气笃定，“这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大家身份了出现迷失，这很重要。”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香港未来划下定案，也预示了九龙城寨即将清拆的命运。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宿命感和身份迷惘的时代背景，正是郑保瑞最擅长处理的母题。

“当然技巧上你知道怎么处理，但你好像要找到一样东西，才可以推动自己拍得好，要找得到一样东西来投入。”有了这个坚实的内核作为根基，他才敢于放手去建构表层的商业元素。“我只是觉得可以有不同的动作片，某个程度留在动作片里，留一部分给自己。”郑保瑞如此剖析自己的创作策略。

他开始将个人观点注入商业电影当中。“慢慢我感觉到原来触碰了一些东西。”观众在为“城寨四子”友情喝采时，也隐约感受到了那份属于香港的、关于“留下”与“离开”的集体情绪。《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成功，标志著郑保瑞找到了一种更成熟的创作方法。他不再需要在“艺术”与“商业”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商业大片框架内放入自己的印记。

这份成功自然引来了外界对续集《龙头》与《终章》的无限期待。对此，郑保瑞透露，目前两个剧本正在同步铺排，因为所有故事都互相勾连。而经过多番衡量，暂时的方向是先拍《终章》，但场景已经拆除，这意味著新的创作挑战。“第二集也会有城寨，我们一定有城寨，”他笃定地说，“但我们在挑选一个什么样的城寨。它好像很熟悉，但比上一次多了一些东西，怎样能令我们观感上有不同？”这样一个经历了风雨、有所沉淀的城寨，或者是郑保瑞在下一阶段需要继续寻找的新平衡点。

作品的第二次生命

当作品离开戏院，进入家庭，导演的创作意图能否被忠实还原，成为了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对于一个在光影、色彩上如此偏执的创作者，郑保瑞坦言，在家观影本身就是一场“挣扎”。

“（在家观影时）会有很多东西骚扰你，是不是？可能有人突然开灯，突然有人叫你、电话响......”他苦笑道。但最大的敌人往往来自屏幕本身。“我在家里看电影，最经常是找不到一个位置避开那两盏灯。等你终于投入到电影时，突然来到最重要那个特写，他的眼睛就反到那个灯，你就会‘𪠳……’，真的很影响。”正因如此，当他接触到Samsung采用哑光显示屏的电视时，首先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你一看就看到，它没有反光，是磨砂面的，至少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他而言，这不仅是技术，更是对创作的尊重。“画面是重要的。譬如颜色，都思考过的，每一场戏都用什么颜色、什么比例去处理，就是希望观众跟我们同步到情感。”他强调，色彩承载著导演的“动机”，因此一个能忠实还原色彩的屏幕至关重要。“当你转了色温，暖一点，那可能感觉又不同了。”

他最终希望的是培养更多真正“喜欢看电影”的观众。“不要觉得电视你家里欣赏到，就不入戏院。当大家能够培养多些人看电影的习惯，其实对我们一样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