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王津在故宫修古钟表的第48年。四年前，退休返聘的他继续“进宫”上班。“我觉得就像家一样，特别亲近的感觉。”谈及对故宫的感情，王津如是说。

1977年底，16岁的王津进入故宫，师从钟表修复师马玉良。他犹记得初入钟表室的场景：故宫文物修复厂老厂长带他熟悉环境时，拿出一件古钟表，小绳一拉，钟表里的小人伴著音乐走出来，转身就开始报时，门帘一搭，小人便回到原来位置。“那会感觉很神奇。”

王津说，正是这份神奇，让曾以为钟表只是计时工具的他，选择了钟表修复这个“冷门”行当。

在故宫古钟表修复室，学徒第一年不能接触文物。当时，王津只能拿家里的旧闹钟练手，在反复拆解修复中练习基本功。翌年，他开始挑战结构更复杂的钟表。第一块“硬骨头”是来自英国的木楼三角形音乐钟。它的钟体是三面盘结构，通过齿轮转动计时，对齿轮的咬合精度要求很高，“角度哪怕稍微差一点，钟表都容易卡住动弹不得”。经过三四个月的修复，这件西洋钟表得以重新转动，后在故宫钟表馆内展陈。

“最大的成就是让一件件残破的古钟表恢复到原状，让观众看到这些文物修好后完整、动态的样子。”王津说。故宫现藏的古钟表1500余件，从业四十余年，他修复过瑞士铜镀金鸟音魔术人钟、英国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等各类钟表数百件。

“有的钟表可能一生就只见一面”，王津语气中带些许遗憾。2019年，故宫钟表馆改陈，他修复的那件木楼钟便被撤下，转至库房存放。而这正是文物修复工作的特殊性所在——很多心血之作都是国之珍宝，修复后便难以与之再见。

早些年，由于条件有限，故宫古钟表修复后大多经过简单记录就放入库房。如今数码技术的进步使每件文物都能拥有专属“电子档案”。故宫古钟表修复室建立了严格的档案制度，详细记录古钟表的基本部件和修复前中后的形态等信息。

故宫古钟表修复仍坚持传统技艺。从老先生那一代起，一直用煤油为古钟表除锈，虽然现在已有更先进的清洗剂，但王津和他的团队担心其腐蚀性会对零件造成不可逆伤害，仍然坚持用煤油清洗。

不过，3D打印技术得到了修复师们的青睐。“原来补配零件很麻烦，现在可以扫描后打印出来再翻模，做出来的配件非常准确”。但王津强调，文物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在能不配的情况下，绝对不能更换”，因此大部分工作仍依赖手工完成。

从老一辈修复师们到王津，故宫古钟表修复经历三代师徒相承。现在，王津所在的钟表修复室可谓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同堂。令他欣慰的是，新生代修复师们各有所长。他介绍，有位2017年转入修复室的年轻人，原本是做视频出身，后来迷上钟表修复，“现在我们的很多记录都是年轻人来拍，更专业了”。这种跨界融合为古老技艺注入了新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耳濡目染下，王津的儿子也子承父业，成为颐和园的钟表修复师。

故宫的古钟表声名远播，时有“出差”亮相机会。2004年，为庆祝澳门回归五周年，故宫钟表展在澳门举办。“160多件钟表，6辆大集装箱车从北京全程开过去。”王津回忆。故宫在香港举办过多次钟表专题展。去年，受英国阿尔伯特博物馆邀请，23件故宫古钟表珍品赴英国展览。

2014年，古钟表修复技艺被评为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后，故宫联合沈阳故宫博物院等多家中国内地博物馆成立了“古钟表联合修复室”。最近，王津和徒弟们经常辗转于北京、西藏两地，对西藏博物馆馆藏约200件古钟表进行修复。目前，他们已修复40余件，计划明年举办展览并出版图录，“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2016年，内地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让王津意外成为“故宫男神”，他还凭借此片获得了美国休斯顿电影节杰出贡献白金奖。但他谦逊地说：“观众关注我，还是因为我修的钟表吸引了大家。”

对于故宫百年大展，他建议观众关注专题展览，“9月底到10月期间，肯定会一票难求”。作为退休后返聘的“老故宫人”，王津最大的心愿是“做好自己工作，把该传承的传出去”。

他期待即将修缮的养心殿和正在建设中的故宫北院区的开放，“故宫北院区是现代化展厅，建成后大家将看到大量文物展出”。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从传统修复到现代传承，王津用48年守护故宫的时间记忆。

这份坚守，恰如他修复的古钟表，在时代变迁中持续发出沈稳而清晰的鸣响。“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个百年，故宫走入公众走入民间，我作为修复师也有幸参与其中，希望故宫博物院下一个百年更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