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台湾迎来光复八十年的日子，在民进党意识型态操弄下，两岸不意外地对同一段历史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北京把光复置于抗战胜利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大架构中，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构成的法理链条，视其为反法西斯战争成果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民进党则试图透过政策、教材、节日调整与官方论述，将“光复”去政治化、片段化，将其定义为“终战”“接收”的技术性事件，并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政治现状作为主轴。这种切割不仅改变了历史在公共空间的呈现，也反映出民进党执政以来的政治逻辑：以意识形态为主体，以历史为工具。

北京的做法并不意外，诸如纪念活动、论坛与媒体论述紧扣《开罗宣言》及战后国际秩序，目的在于以历史文件对外确立法理，以民族叙事对内强化共识，并驳斥“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套论述有其国际法基础，也呼应冷战初期美国为战略利益所炮制的“未定论”之来龙去脉。从1945年光复至1949年两岸分治，两岸确曾处于统一状态，这是有文件、有时间线、有国际背景的史实。对北京而言，这些资料并非另起炉灶，而是重新组合并强调既有法理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台湾光复节前夕，北京正式以法律形式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这无疑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象征举措。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10月24日表决通过这项决定，并明确指出1945年台湾光复是“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重要铁证”，同时强调这是“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链条的重要一环”。北京此举不仅是纪念历史，更是在当前的两岸叙事战中，以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进一步把台湾重新嵌入中国的国家叙事之中。这与先前习近平在给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贺电中，明言强调“推动国家统一”的表述前后呼应，显示北京正借由历史节点的重塑，强化对台主权主张的政治连续性。

这样的政治操作有两层含义：其一，北京将台湾光复节从历史记忆提升为国家法定纪念日，使其成为一种对内凝聚民族叙事、对外释放统一信号的制度工具。这意味著台湾光复节不再只是“纪念”，而是成为未来涉台政策的一个“叙事支点”；其二，北京借此对国际社会明确传递“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立场，进一步削弱“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国际场域胡乱操作的空间，也形成对民进党政府政治论述的实质压力。当北京把历史法理变成具有现行效力的政治工具时，民进党政府反而因自身长期“去中国化”的论述而显得退缩、被动。

这正是今日“台湾光复”在台湾成为政治禁语的深层背景。民进党并非不清楚这段历史，而是深怕一旦触碰，就会动摇其长年构筑的“台湾主体性”叙事基础。一边是北京将历史节点法制化、制度化，一边是台北刻意淡化历史记忆，这种对比不仅形塑两岸叙事的非对称，更反映出台湾执政当局对历史符号的恐惧与失语。

相对于北京自信将台湾纳入中国叙事的明快节奏，民进党政府的逻辑则完全不同，其台独党众不直接否认这些历史文件的存在，而是刻意削弱它们在政治语境中的意义。当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月前公开表示“没有什么台湾光复节”，这不只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定位工程时，表明这种定位系建立在其一贯两岸“互不隶属”的政治主张上，刻意避免让“光复”这一历史事件成为“统一”或“历史一中”叙事的支撑点。民进党不愿承担这一符号背后的历史含义，因为这与其长期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直接冲突，也会削弱其在台独论述中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这种对待历史极其不负责任的操作，将带来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在国际法与历史层面，若承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民进党等一干台独党众就无法同时主张“台湾地位未定”为最终答案，这一逻辑缺陷无法掩盖。其次，在台湾对内叙事层面，民进党政府刻意淡化“光复”亦会造成社会记忆的断裂，使台湾内部历史教育与国际战后秩序脱节。民进党政府明知这一矛盾存在，仍选择以意识形态维持政治上的“战略模糊”，避免面对史实与政治立场不一致的困境。

今年光复节在台湾尤为民众“有感”，因为在睽违24年之后，今年“台湾光复暨金门古宁头大捷纪念日”重回台湾法定假日，但这并未成为台湾社会共识的象征，反而引发更剧烈的争论。徐国勇以一句“没有什么光复节”率先挑起舆论争议，民进党政府上下随后以“历史诠释不同”与“互不隶属”作为政治防线。这种处理方式凸显民进党政府对历史的基本态度：它不寻求历史事实的整合，而是以意识形态“过滤历史”，仅保留符合政治立场的部分，即历史被有选择地呈现，变成维护政权叙事的一种技术手段。

更关键的是，民进党政府进一步将“台湾地位未定论”内化为政治论述的支点。这个论点原本只是冷战初期美国为战略需要设计的工具性说法，从来都不是一套足以自洽的国际法理。但民进党政府不仅将之长期化，甚至将其包装成“台湾主体性”的一部分，使其在台湾内部政治竞争中发挥动员效应。问题在于，“未定论”并不能解释1945年至1949年两岸统一的事实，也无法否定战后国际文件的效力。把它当作长期叙事的基础，势必导致史实与政治立场的长期错位。

此外，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操作也直接影响著台湾的历史教育，影响层面渊远流长。从光复节的名称变更、法定假期的取消，再到教材中“光复”字眼的逐步淡出，这是一个长期工程。它的目的是削弱“中国”与“台湾”的历史连结，形塑一种“台湾历史的起点从战后开始”的内部认同。这种叙事策略纵然对某些短期政治动员有利，但对长期国际论述并不具可持续性。当国际社会仍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作为战后秩序依据时，台湾内部若持续将其边缘化，就会逐步削弱自己的国际谈判筹码，让政治立场陷于被动，更关系到台湾如何界定自己的国际定位。

正当北京方面不断强调光复的法理基础与民族叙事，使之成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政策，反观民进党政府则继续选择以意识形态对抗法理与历史，试图以“去政治化”来掩盖“政治化”本身。这种自我矛盾的策略最终可能让台湾在国际场域陷入两难：既无法与国际历史文件接轨，也难以形成具稳定性的长期论述。

是以，“一个台湾光复，两岸不同解读”的差异，并不仅仅来自政治制度，而是源自民进党政府长期推行的“去中国化”叙事。当历史不再被视为客观事实，而被当作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时，讨论将失去共同起点。这种做法虽能暂时巩固政治立场，但最终将削弱社会理解历史与面对现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