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专栏

在韩国釜山庆州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不只是一次外交事件，更像是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次“压力测试”。这场会晤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G2”为中心、以“战略对称”为底色的时代。中美两国在长期博弈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既竞争又依存、既对抗又克制的关系模式。在这个新平衡中，没有哪一方能轻易取胜，但也没有哪一方敢轻易破局。

白宫内部的分歧：
重商主义与安全逻辑

此次会晤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特朗普与华盛顿内部对华“鹰派”之间的微妙较量。鹰派以“国家安全”为最高优先级，强调防范中国技术崛起与军事现代化；而特朗普的思维方式则仍然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只要美国能卖出更多商品、缩小贸易逆差，那就是“美国优先”的成功。

会后特朗普的表态极具代表性：他向媒体表示中国将扩大进口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也提及中国企业将与英伟达直接谈判购买高端芯片，并称这是“好事”。在鹰派看来，这无异于帮助中国科技腾飞；但对特朗普而言，能“卖出去”比“防进去”更重要。他也希望美国能向中国出售更多能源产品。这种态度让美国对华鹰派颇为不安，但也体现出特朗普的政治逻辑：贸易赤字才是真正的敌人，国家安全问题则可以通过交易化的方式进行管理。

这种分歧反映出华盛顿内部的两种战略心态：鹰派主张长期压制、战略脱钩，而特朗普更关注短期收益与个人政治得分。两种逻辑的碰撞，使得此次中美会晤不仅是两国元首的交锋，也是一场美国内部路线之争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会晤并未涉及台湾问题。此前华盛顿对华鹰派一度担心特朗普可能在台湾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不排除他会从“不支持台独”转为“反对台独”，甚至推动一项“大交易”（Grand Bargain）。最终他选择暂时回避——这既是出于政治谨慎，也可能是华盛顿鹰派施压的结果。特朗普知道，这个议题一旦触碰，就会引发诸多争议和来自美国内部的不满；而“暂时搁置”或许是他此刻最务实的选择。

G2时代的来临：
从对抗到被迫共生

在会晤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G2的会谈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句看似随意的话，恰好揭示了他的世界观——世界的中心不在G7，也不在联合国，而在中美两极。其他国家，无论是欧盟、日本还是印度，都只是外围配角。

这种“G2思维”贯穿了特朗普的整个外交布局。经过几年博弈，中美关系已进入一种“被迫共生”的阶段。双方都清楚，彻底脱钩的代价远高于维持有限竞争的成本。芯片与稀土、关税与汇率、港口费用与农产品采购——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措施，其实构成了一种“以攻为守”的平衡机制。彼此试探、彼此克制，在不断的压力与回旋中维系着一个脆弱但稳定的平衡，相关举措共同构成了一个临时的“降温框架”。它不是和解，但至少筑起了护栏，让关系不再自由落体。

这种“战略对称”并非偶然，而是两国力量结构变化的结果。美国发现单边施压已难奏效，中国也意识到继续正面对抗会伤及自身。于是，一种新的默契正在形成：通过平衡手段相互牵制，通过制度性沟通防止误判。它更像一种“行为约束”——以竞争的形式维持稳定，以克制的姿态延长博弈。

元首外交的作用：
稳定是最大公约数

庆州会晤的最大意义，也许不在于具体成果，而在于机制本身的恢复。中美高层沟通渠道重新启动，显示双方仍然承认“元首外交”的压舱石作用。这种模式的要义在于：领导人设定方向，官僚系统负责执行，关键决策再由元首拍板。只要政治信号足够明确，谈判团队便能找到落地方案。当前双方恢复对话，正说明中美都意识到必须建立某种“稳定机制”，而非再陷入“出牌—报复—协商—撤牌”的循环。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种互动常态化、制度化。无论是通过定期元首通话，还是建立部长级对话平台，关键都在于让风险可预见、政策有延续。只有这样，中美才能在竞争中形成稳定共存的关系——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维持合作，在政治分歧之外寻找经济共赢的空间。

短期内，这种脆弱平衡可能维持到下次领导人会晤。但长期而言，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不是谁更强，而是谁更能在不完全信任中保持克制。稳定——本身也许正是双方在这个“G2时代”所能共同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孙太一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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