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香港基金专栏｜陈智思

有人说香港人活得久，但活得不快乐。这配搭有点伤感，值得深思。香港人的长寿，是有科学数据支撑的客观事实。但快乐，却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感觉。有人夜夜笙歌，快乐异常。有人每周工作七天，屡创佳绩，自得其乐。有人生活朴实，但从义工和服务社会中得到快乐。有人大富大贵，却家嘈屋闭，并不快乐。何谓“快乐”，并无放诸四海皆准的定义。但当有国际和本港不同的社会调查显示不少香港人不快乐，这便不单是个人的主观感觉，而是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现状。

被视为最权威的“全球快乐报告2025”，由牛津大学、盖立普（民意调查机构）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共同编制，香港于147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8，属于“中下层”。香港人的快乐感，竟然不及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印尼、利比亚、哈萨克、牙买加、洪都拉斯等一连串非一线地区，当然亦不及排名68的中国内地和排名24的美国。

而本港非牟利机构“和富社会企业”上月发布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人的“开心指数”虽然较去年微升，但只有5.95分（满分为10分）。

虽然两项调查的方法，都有可挑剔之处，但一项是国际权威调查，另一项是为香港度身订制的本地调查，两者都显示不少香港人不快乐，这项判断似乎有一定事实基础。

香港人不快乐的原因，当然是多项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例如香港楼价贵，住楼细。不少中产家庭每年可以轻松负担一次或更多出外旅游，开心玩一两个星期后，一回到家里，几个行李箧连床下底塞爆都没有地方摆放，也不知应该沮丧自己的失败，还是愤怒社会的不公。“室雅何须大”，似乎也难以自我安慰。

撇开居住环境和房屋政策，我尝试从文化角度探讨港人不快乐的原因。

香港的文化颇为特殊，既深植于中华文化，同时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尤其是受到输出强而影响力大的美国文化影响。而中华文化和美国文化对“快乐”的观念不同，这亦影响港人对快乐的追寻。

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说：“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寻快乐的权利。”

独立宣言于1776年颁布时，不要说没有手机和各类社交媒体，连纸版报章都难求。可说是没有什么“消闲娱乐”去令人快乐。人类公余时间主要就是静下心来思考。美国精英阶层对“追寻快乐”的观念，就是基于道德完美和理性人生而获得的满足。

但随着工业化、物质文明和消费主义崛起、市场经济爆发，消费者要什么形式的快乐，市场都会廉价和大量供应。从荷里活到迪士尼到Netflix到TikTok。关心时事的，不但有24小时不断的新闻，更有合乎个人口味的资讯24小时自动送给你。你喜欢发表意见，可以随时在社交媒体大发伟论。

这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于1990年代提出的“奶嘴快乐”，英文原文是“Tittytainment”。其理念颇为冷峻：只需20%人维持世界运作；其余80%的人，以娱乐和食物安抚他们即可。就好像给婴孩啜奶嘴，使其停止哭闹；以不断的娱乐和消费喂养群众，让他们困在自娱之中。

相对之下，中华文化对“追寻快乐”自古以来都有点保留。不但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要“后天下之乐而乐”。古时士大夫追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快乐。今天国家的《宪法》、“五年计划”、国家战略、国歌，着重的是发展、富强、民族复兴、共同富裕、不断前进。这是目标和理想驱动式的文明，有别于追寻快乐式的文明。

为了追求目标和理想，中华文化歌颂牺牲。“一代人吃两代人的苦”，对观感快乐的牺牲，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国家的目标同样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美好生活”是集体概念，植根于社会和民族的整体幸福，和美国“每一个人都有追寻快乐的权利”的个人主义，有本质的分别。

中华文化对理想的追寻，和美国文化对个人权利的执着，同样都是合乎人性，同样高贵。他们造就了当今世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香港人不快乐原因多样而复杂，其中文化的因素，有部分是因为港人在中华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拉扯。香港既是中国一部份，又以“国际大都会”自居。在语言上，中文是我们的“心”，英文是我们的“脑”。这当然是优势，但同时亦会造成归属感的不协调。这不是政治问题，是文化问题。

提升香港人的快乐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上，我们不能靠派奶嘴，而要以文化来丰盛香港人的生活。文化政策不只是演艺活动的日程表，而是城市精神的再启蒙。我们要让中西艺术携手走进社区，以中文与英文并肩讲述香港故事。我们要积极调动年轻人投入国家和社会公益，透过投入来增强港人的获得感。

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人透过积极投入国家和香港的建设而感到快乐，同时创造资源，帮助社会上其他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人快乐。

作者陈智思是团结香港基金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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