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板块正经历着剧烈且不可逆转的震荡，昔日冷战后那种建立在外交辞令与表面共识之上的国际秩序已然崩塌。我们正身处一个霍布斯式（Hobbesian）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实力与利益的赤裸交换取代了彬彬有礼的对话。西方阵营长期建构的那套关于规则秩序与普世价值的宏大修辞，在冷酷的地缘博弈现实冲击下，正迅速丧失其解释力与公信力。这种西方管治模式的深层危机，不仅仅是外交层面的失利，更是一场关于制度效能的全面崩溃。对于身处风眼中的香港而言，这是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提醒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反思何种宪制秩序方能保障这座城市的长治久安。

德拉吉报告的病危通知

这种危机感并非凭空臆测，而是有着确凿的数据支持与来自西方内部的剖析。就在2024年9月9日，一份题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重量级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文件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委托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亲自操刀，被视为对欧洲经济前景最权威的诊断书。德拉吉在报告（Draghi Report）中没有选择外交式的委婉，而是发出了近乎绝望的生存警告，直言欧洲若不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将面临缓慢而痛苦的衰亡过程。这份长达400页的文件犹如一份病危通知书，无情地揭开了欧洲大陆繁华表象下的沉疴，其所列举的数据更令人触目惊心。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欧洲在创新领域的断层，指出欧洲长期以来未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尤其是在决定未来国运的高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全面落后。一个最具杀伤力的数据是，在过去50年里，欧盟竟然没有诞生过一家市值能突破1,000亿欧元的创新公司，这与美国科技巨头林立的局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外，零碳目标与工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也令欧洲企业窒息，目前欧盟的能源成本是美国的二至三倍，高昂的营运成本正迫使制造业外迁，导致产业空心化。德拉吉更呼吁建立统一的国防工业战略，以减少对外部势力的安全依赖，间接承认了欧洲在战略自主上的缺失。

交易主义遇上霸权崩裂

为了挽救这艘正在下沉的巨轮，德拉吉提出了一个规模堪比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激进方案，建议欧盟每年需额外投资7,500至8,000亿欧元，约占欧盟生产总值的5%，并建议发行共同债务以资助这些关乎生死的项目。然而，这份本应是欧洲经济救亡图存的蓝图，甫一面世便撞上了西方体制内耗的铁壁。德国等成员国迅速基于自身利益对共同债务表示反对，无视报告中关于简化监管和改革投票机制的呼吁。这种面对生存危机仍旧陷入无休止争论的局面，精准地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决策效率上的致命缺陷。旨在强制共识、权力过度分散的管治机制，已令欧洲丧失了果断行动的能力，空有昔日的荣光与排场，却无力应对当下的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亦展现出另一种形式的管治崩坏。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已彻底回归到赤裸裸的交易主义，将神圣的主权视为可供谈判的资产。从提议购买格陵兰岛的荒谬构想，到将北约视为收取保护费的生意而非共同防御的承诺，均表明在霸权眼中，盟友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这种将国家关系商品化的行径，令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小国及松散联盟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欧洲既在安全上依赖一位意兴阑珊且需索无度的盟友，又在经济上试图与其最大的市场切割，这无疑是一条通往战略自杀的死胡同。

从西方治理瘫痪中反思

在这样一个传统盟友关系瓦解、19世纪丛林法则回归的动荡时代，香港若继续盲目迷信西方那种日渐失效的制度模式，无异于缘木求鱼。西方的乱象反证了香港回归宪制秩序原点的必要性，特别是对“行政主导”体制的坚持。“行政主导”并非单纯的政治口号或政策偏好，而是植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理必然，更是香港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的唯一依托。在决策速度等同于国家安全的现代治国浪潮中，唯有权责分明、执行力强的管治架构，才能驾驭变局。

过去一段时间，在港及海外反华势力刻意曲解《基本法》，将“三权分立”的概念武器化，试图将香港的政治体制异化为一个互相掣肘、甚至互相敌对的角力场。这种对抗性的政治文化曾令立法机关沦为“拉布”和政治表演的舞台，导致大量关乎民生的政策议而不决，这段历史教训与欧洲当下的困局如出一辙。一个视阻挠行政为主要职能的立法机关，制衡的不是权力，而是社会的进步。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必须彻底摒弃这种内耗文化，确立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但目标一致的良性关系，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

权责分明提升管治效能

特区行政长官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也对香港特区负责，这宪制设计本身就要求行政长官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来主导政策制定与执行。唯有如此，香港才能高效地调动资源，主动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当前国家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等宏大蓝图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香港能否发挥其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的独特优势，直接取决于行政机关能否在没有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果断推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行政机关必须获充分授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不应受制于那些令西方政府瘫痪的人为瓶颈。

任何政治制度的终极认受性，归根结底源于其在环球不确定性中保障稳定、促进发展的能力。当西方国家退守“保护主义”，因内部纷争而无暇他顾之际，香港必须拥抱其宪制责任，将维护国家安全视为经济活力的基石。《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的完成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实施，标志着香港那个易受外部颠覆势力干扰的脆弱时代已经终结。随着法律防火墙的建立，社会的焦点必须全面转移至管治的执行力上，透过实实在在的施政成果来回应市民的诉求。

新秩序中确立香港优势

全球权力重心正不可逆转地向东方转移，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香港承担不起欧洲那种天真的幻想，误以为软实力和道德姿态可以替代硬经济。为免沦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或大国博弈的牺牲品，香港必须透过巩固行政权威提升管治能力。“行政主导”体制提供了应对外部冲击所需的灵活性，无论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市场的波动，还是针对性的敌意贸易措施，强有力的行政中枢都是化解危机的关键。

未来的竞争将是制度效能的竞争。通过将本地施政与国家复兴的强大势头紧密对接，香港将确保自己不再是被动旁观者，而是建立稳定繁荣的多极新秩序的积极参与者。那个模糊不清、左右逢源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属于那些将秩序、效率及对主权根基的忠诚，置于西方霸权日渐腐朽的教条之上的司法管辖区。香港必须在这转折点上展现出足够的战略定力，以“行政主导”的高效管治，在变局中开创新局。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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