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6年2月18日发布了针对中国经济的2025年“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IV Consultation）报告。这份报告看似披着客观中立外衣，但实则上隐含着极为强烈的地缘政治偏见，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输出。

要弄清这份报告的本质，首先必须厘清何谓“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IV Consultation）。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第四条款，IMF通常每年会派出专家小组造访成员国，就该国的经济治理、财政状况及金融政策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并与高层会谈，这在名义上被称为双边监督机制。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旨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例行公事”。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机制长期以来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异化为向新兴经济体输出其经济意识形态的隐蔽管道。专家小组的成员大多出身于崇尚“新自由主义”的欧美学术圈，相关小组往往带着既定的理论框架与有色眼镜审视各国经济，往往将西方经济教科书中的理论奉为教条，而对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与发展阶段视而不见。因此，这份磋商报告绝非纯粹的技术型经济报告，而是带有强烈价值导向的政策施压工具，其结论往往预设了立场，服务于由西方，尤其以美国为首、并有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

在今年的报告中，虽然承认中国经济在去年多重外部冲击下展现出的惊人韧性，并确认了5%的实质GDP增长；然而，其核心论述却充满了逻辑悖论与双重标准，甚至将中国高效的供应链整合能力与价格竞争力，贴上了“负面外溢效应”（Negative Spillover）与“产能过剩”（Overcapcity）的标签。这种论调本质上是西方各国面对自身产业空心化与竞争力衰退时的集体焦虑投射，试图透过国际多边机构的话语权，将原本属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扭曲为对中国经济模式的道德指控。而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明显是诱导中国放弃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路线，转而步入西方那种高负债、去工业化的泡沫陷阱。

首先，必须严正驳斥IMF报告中关于中国强劲出口引发“负面外溢效应”的荒谬指控。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发挥其最高生产效率。中国制造业通过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实现了极致的成本控制、持续的技术革新以及全产业链的集群效应，从而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本质上是极大提升了全球的消费者福祉，尤其是在全球通胀压力高企的当下，中国商品成为了遏制全球物价失控的关键。

然而，IMF的报告却选择性地无视了这巨大的成就，反而采纳了狭隘的保护主义视角，将这种高效率定义为对其他国家产业的“伤害”。这种逻辑无异于在学校考试中，惩罚全级考第一的学生，指责其优异的表现损害了那些成绩差同学的自尊心，做成其更无心向学云云。事实上，若非西方国家自身深陷高成本、低效率的结构性问题，何以会被“伤害”？这种将自身的竞争力不济归咎于对手太过强大的行径，恰恰暴露了西方自由市场信条的虚伪：当西方各国占据市场优势时，自由贸易便是普世价值；当他们失去优势时，竞争便成了“不公平的倾销”。

在此逻辑基础上，报告进一步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双重标准的批判，特别是针对所谓的“产能过剩”论调。IMF对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及太阳能板等“新三样”领域的产能扩张表示极度担忧，指责中央政府补贴导致了资源错配。然而，这种指责完全无视了全球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所提供的高性价比绿色能源设备，是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唯一可行路径。所谓的“过剩”，仅仅是相对于西方企业萎缩的市场份额而言，而非全球真实需求的饱和。

更为讽刺的是，当前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透过《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等各类法案，对本土产业进行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巨额补贴，并筑起高耸的关税壁垒。这种扭曲市场行为，在IMF的报告中却鲜少受到同等力度的系统性批判。相反，中央政府为突破科技封锁、解决科技瓶颈问题而进行的战略性研发投入与产业引导，却被指责为导致资源错配的元凶。这种选择性的失明，清楚地表明IMF已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维护西方旧有利益格局的工具，其目的并非促进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试图通过舆论施压，迫使中国“自废武功”，削减在高端制造业的投入，从而固化西方在产业链顶端的垄断地位。

报告中另一个被刻意放大且值得高度警惕的论述焦点，是对中国“通缩压力”的过度渲染以及对“消费转型”的执着建议。报告中以极高频率反复提及“通缩”一词，意在打击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制造恐慌预期。但事实上，中国物价的平稳甚至走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以及供应链的极度畅通，这与西方因供应链断裂和货币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胀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是健康的效率提升，后者是病态的结构失衡。

IMF建议中国应大幅实施财政刺激以提振消费，并将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这听起来似乎符合经济转型的常规逻辑。但若深究其细节，则隐藏着巨大的战略风险，西方模式的消费主导往往建立在低储蓄、高负债以及资产价格泡沫之上，这种模式虽然能带来短期的账面繁荣，却会严重侵蚀国家的实体产业根基，导致产业空心化。如果中国盲目听从建议，大幅削减在基础设施、前沿科技及工业自动化方面的投资，转而通过“派钱”或推高资产价格来刺激消费，无异于是用长期的发展潜力换取短期的“快感”，最终将导致中国经济丧失独立自主的造血能力，沦为西方金融资本收割的附庸。

报告中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描述及对汇率政策的建议，同样缺乏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中央政府主动处理房地产泡沫、坚持“住房不炒”的政策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的覆辙。IMF建议中央政府出资“救市”以重建信心，本质上是希望中央政府为投机资本买单，重启债务驱动的旧引擎，这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而在汇率问题上，报告无视美元霸权下美联储过激白货币政策对全球流动性的剧烈扰动，单方面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实则是希望在金融战的博弈中，解除中国的防御机制，为国际投机资本打开更方便的套利大门。人民币在极端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保持了对一篮子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本身就是中国金融主权与经济韧性的体现，而非需要被纠正的错误。

此外，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也显得过于片面。报告过分强调了传统的需求侧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而忽视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Supply-side）结构性改革的深远意义。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正是为了摆脱对传统增长路径的依赖。IMF的报告似乎仍停留在旧有的经济分析框架中，无法准确评估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释放出的巨大潜能。这种认知上的滞后，导致其开出的“药方”不仅不能对症下药，甚至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副作用。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自身的经验来裁剪中国的现实，却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发展逻辑具有独特的内生性与复杂性。

这份IMF报告，绝非一份单纯的经济分析文件，而是一份披着学术外衣的地缘政治檄文。它反映了西方各国在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功时的深层恐惧。西方各国恐惧的是，一个不依赖西方殖民掠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坚持走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的国家，竟然能够在效率、创新与发展速度上全面超越西方。因此，西方各国必须重新定义“成功”，将中国的高效率定义为“内卷”，将中国的产业升级定义为“威胁”，将中国的物价稳定定义为“通缩”。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在于迎合西方各国设定的标准与模型，而在于继续深耕实体经济，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并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石，构建真正惠及全民的内需市场与开放共赢的全球贸易体系。这场关于发展模式的博弈，本质上是两种文明、两条道路的较量，而时间与真理，终将站在脚踏实地创造价值的一方。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