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实施全球性关税一案，颁布了一份长达170页的判词，并以六比三的票数裁定行政当局违宪。相关案件被外界视为美国宪政史上行政权与立法、司法权的世纪对决。是次裁决表面上看似是法治精神的一次重大胜利，是司法机构对总统滥用紧急状态权力的纠正；然而，若拨开法律层面的问题，深入审视随后发生的政治连锁反应，便会发现这次裁决实则是美国一直自诩所谓“三权分立”制度走向功能性瘫痪的墓志铭。

首先，必须从法理层面剖析此次判决的核心逻辑及其局限性。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在判词中援引“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明确指出国会拥有征税的专属权力，行政部门不能将贸易逆差无限上纲为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将原本用于应对恐怖主义或人质危机的法律武器，异化为总统个人的提款机。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立法原意，是赋予总统在面对“不寻常且特殊的威胁”时可采取的制裁手段，而非用以调节常规的国际贸易收支。但特朗普政府将数十年来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定义为“突发紧急状态”，在法理上显然是荒谬且站不住脚的。然而，尽管最高法院在判词中对行政权力的越界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但其判决的实际效力却显得软弱无力。这暴露了美国司法制度在面对民粹主义强人政治时的结构性软弱：法院虽然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却缺乏强制执行的手段。当总统决意无视司法裁决，甚至公开羞辱司法机构时，所谓的“宪法守护者”便只沦为了一只“无牙老虎”。这种司法权威的丧失，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美国政治极化长期侵蚀制度根基的必然结果。

另外，特朗普政府对判决的反应，进一步揭示了美国行政权力运作中的“法律虚无主义”倾向。在判决出炉后，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展现出对最高司法机关应有的尊重，反而迅速祭出《一九七四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122条这具“法律僵尸”，试图利用该条款关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紧急授权，继续维持10%的全球关税，翌日上调全球关税至15%。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操作，本质上是对法治精神的嘲弄。第122条虽然赋予总统在收支严重失衡时加征不超过15%的关税，但其有效期仅为150天，且本意是应对短期的金融流动性危机，而非结构性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政府明知此举在法理上同样存在巨大争议，却仍执意为之，其策略在于利用这150天的“缓冲期”，同步启动耗时冗长的“301条款”（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调查，试图通过行政程序的无缝对接，将非法的临时关税转化为披著另一层法律外衣的永久性措施。这种将法律程序玩弄于股掌之间，视法律视为行政意志橡皮图章的行径，彻底撕下了美国自诩为“法治灯塔”的假面具。法律不再是限制权力的藩篱，反而变成了权力扩张的遮羞布和工具箱，这种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正在从根本上瓦解美国社会对法治的信仰。

更为深层的危机在于，这场博弈暴露了华盛顿政治精英阶层内部的价值观撕裂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甚至波及到了被视为国家稳定基石的司法系统。特朗普在判决后对其亲手提名的戈萨奇（Neil McGill Gorsuch）与巴雷特（Amy Vivian Coney Barrett）两位大法官进行了近乎人格毁灭式的攻击，指责其令家族蒙羞，甚至暗示最高法院受到“外国势力”的渗透与操控。这种出自国家元首之口、针对最高司法机构忠诚度的政治指控，在成熟的法治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

这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更是一种危险的政治动员，意在向其支持者灌输“司法不公”、“深层政府阴谋论”（Deep State Conspiracy Theory）等观念，从根本上瓦解司法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当法律的解释权不再依赖于宪法文本与法理逻辑，而是取决于法官对总统个人的政治效忠时，司法独立便沦为了一句废话。这种将司法裁判政治化、工具化的倾向，标志著美国政治生态已经从制度性的制衡堕落为赤裸裸的权力肉搏，其内部纠正机制已经彻底失效。当最高法院的判决被视为党派斗争的产物而非公正的裁决时，美国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此崩塌。

在经济层面上所引发的信用危机将远超关税本身带来的直接损失。最高法院虽然裁定关税非法，理论上涉及高达1,750亿至2,000亿美元的税款应当退还给受损的进口商与消费者，但行政当局采取的“合法赖账”策略令人叹为观止。财政部官员公然宣称将通过漫长的诉讼程序与繁琐的行政审批来拖延退款，甚至扬言可以“磨上五年八年”。这种政府带头违约、视商业诚信如无物的流氓行径，实际上是在透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根基。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一个随时可能因为总统个人意志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意冻结资产或加征关税，且在被法院判决违法后仍能通过行政手段拒绝执行的市场，其风险系数已呈几何级数上升。这种不确定性将迫使全球资本重新评估美国市场的安全性，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

这次裁决及其后继连锁政治反应向世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政府眼中只不过是“基于美国利益的秩序”，甚至可能已经退化为“基于行政权力扩张的秩序”。当法律变成政客手中的玩物，当契约精神让位于政治算计，当最高法院的判决沦为废纸，特朗普政府正在亲手拆毁美国多年以来建立的全球领导力基石。这种制度性的混乱与不可预测性，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稳定来源。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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