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上周三（2月25日）发表的《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2025-26年度的经营帐目由负转正，从原先预计约30亿元赤字，奇迹般变为513亿元盈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面露悦色，谈论“股票市场表现突出”、“经济增长加快”，印花税与利得税合计增收近500亿元。从表面看，犹如一个富家子弟挥霍数年后，终于谋得正当职业，便被大肆宣扬已然成才。不过，这份《预算案》从格局到框架，真的有显著的改变吗？

在笔者看来，若说它是“新瓶旧酒”，恐怕已是相当客气的评价。最大的不变，依然是那套“量入为出”的金字招牌，依然是那种“严格控制政府开支”的老生常谈——公务员编制要缩减2%，未来两个年度继续紧缩开支。对一般市民而言，最关心的或许是免税额有没有提高，或是“派糖”的力度有没有减少。但若站高一点，以宏观视角审视这份《预算案》，就会发现颇为有趣的现象：它以最保守的帐目框架，遮掩着最不保守的时代转折。

这正2026年的香港的写照——不变的躯壳，装着非变不可的灵魂。

2026年无疑是香港改革的临界点。道理很简单，因为已经到了“不改变就无法生存”的地步。且看对岸深圳，不必远望，就在河套彼方。那里的科创生态，已非“发展”二字足以形容，而是正以“爆炸”的态势重新定义竞争格局。过去我们常说香港拥有国际化优势、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进出，这些是“杀手锏”。但时至今日，深圳的科创企业所需的不仅是资金，而是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一百的产业转化，以及最关键的——数据。

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

可是，香港拥有什么？我们的政府部门，仍在沿用数十年前的行政管理思维。运输署要研究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渠务署要用人工智能分析道路影像以加快紧急应变，听起来十分先进，但深思一层，为何要等到2026年才开始“研究”？因为过去十余年，政府内部的数码转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许多部门连内部系统都未能互通，数据隔离犹如九龙城寨，各自为政。

财政司司长今次终于觉醒，拨出一亿港元，成立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推动“政府数智化转型”。一亿元，对比年开支数千亿的政府而言，微不足道如同倒一杯水入沙漠。但此举的象征意义重大：它承认了一个事实——政府若不自我改变，便无颜面要求他人改变。

此处必须谈及一个时常被提及的比喻：变压器。

香港与内地的体制、文化、经济模式，好比两个电压不同的电网。深圳运行的是110伏高压快车道，政府可以一声令下，整条村落搬迁，建成数十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香港运行的220伏则需缓步前进，要收回土地？慢慢协商吧。宏福苑收地也要咨询居民，有人希望原址重建，有人希望迁往远处，政府说要“寻求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案”。

两边电压不一，硬性连接，不是烧毁保险丝，便是导致跳闸。那该如何应对？需要“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就是北部都会区，就是河套地区，就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它需要将内地高效、集中、快速的“高压电”，转换成香港社会可以承受和接受的“低压电”，同时将香港的国际规则、专业服务、科研实力等“低压电”，升压输送至内地市场。

但问题来了：这个变压器，是否仍在沿用30年前的线圈？

《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成立“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由财政司司长亲自主持，聚焦生命健康与具身智能。听起来颇具气势，但试想，一个委员会召开数次会议，撰写数份报告，到真正落实执行，需要经过多少关卡？要通过立法会财委会，要经过公务员体系层层审批，要经历咨询期，要完成公众参与。等到政策真正落地，深圳可能已经更换了三代产品。

026年之所以成为临界点，并非因为我们拥有多少资金，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

财政方面，政府预测未来五年经营帐目将持续录得盈余，财政储备会逐步增至超过7,000亿元。数字相当亮丽，但必须看清楚，这个“盈余”是如何产生的？有分析已指出，政府从外汇基金转拨了750亿元，从债券基金转拨了370亿元，才将帐目修饰得较为美观。真正的基建开支，非经营帐目仍处于900亿元赤字状态。若无发行债券，若无“借用未来的资金”，今日的帐面依然是赤字状态。

这些是财技，而非实力。

不过，此次发行债券，目标相当明确：并非用于填补亏空，而是用于投资——投资于北部都会区，投资于创科产业。这个思维转变，才是最大的“改革”。过去香港的理财哲学是“有仔趁嫩生，有钱趁早使”，但那些“花费”属于消费性质——派发福利、举办活动、兴建楼宇（却始终供不应求）。如今则是投资性质，要购入的是香港未来的竞争力。

有人担忧，北部都会区发展会否“益了深圳”？财政司司长回答得直接明了：“错了”。因为所有土地、基建、税收，都归属于香港。企业落户北部都会区，缴纳的税款交给香港政府，聘请的员工是香港居民，产生的经济效益留在香港。这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将饼做大、共享成果的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个饼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烤熟？

人工智能是另一个焦点。预算案表示要“提速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要“全民使用、全民善用”。5,000万元拨款推行全民人工智能培训，20亿元提供给中小学开展数字教育。方向正确，但必须思考：如果连政府自身都未能善用人工智能，如何教导市民使用？如果公务员体系仍在依赖Excel表格与手写板，如何引领产业人工智能化？

此处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香港的改革，谁掌握主动权？

表面上，当权者自然掌握。政策由他们制定，资源由他们分配。但实际上，真正的主动权，存在于“认知”之中。若不了解自身落后，不明白落后的原因，那么制定再多政策也是徒劳。《预算案》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动作：它终止了“幻彩咏香江”。这个表演，曾是全球首套大型灯光汇演，风头一时无两，但如今已沦为国际旅游平台上“令人失望”的评价。终止它，不仅是结束一个节目，更是斩断“自我感觉良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取而代之的是“光影巡礼”，可能采用无人机、人工智能技术、沉浸式体验。

这才是真正的“改变”。那么，香港究竟应该如何改变？

很欣赏一种说法：改变，不是为了变成第二个深圳，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称职的香港。香港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什么“大市场小政府”，而是“连接”。我们连接国家与世界，连接资本与创意，连接规则与灵活。这个连接功能，就是我们的“电压转换”功能。

如果这个转换器已然老化，接触不良，输出不稳，那么终将被人绕过。深圳为何大力发展前海、河套？因为他们也想成为“连接者”，希望建立新的变压器，直接与世界对接。

因此，2026年的改革，不是选项，而是生存问题。特区政府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一次彻底的“系统重装”。这个系统必须包含：

第一，数据开放。政府应将手中的数据，转化为公共财富，而非部门私产。统计处下月推出的网上数据互动服务平台，将于第三季加入自然语言查询功能，正是良好开端，但必须加快步伐，必须果断推进。

第二，人才流动。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吸引了20余万人，如何使他们留下、扎根、融入？不是仅给予身份证明，而是要提供机会、提供空间、提供包容。

第三，监管松绑。创科发展最快的敌人，就是过时的规条。人工智能应用、数据跨境流动、新药审批，若仍以20年前的标准设限，不如直接举白旗投降。

第四，心态转变。从“管理”转向“促进”，从“把关”转向“开路”。公务员学院开展人工智能培训，不是为了学会使用ChatGPT撰写备忘录，而是为了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

2026年，是香港回归第29年，明年即是回归第30年。三十而立，应该真正“站立”起来。这份《财政预算案》，有人批评它“减少福利”，有人赞赏它“敢于进取”。笔者会说，这是一份“矛盾”的《预算案》：以最传统的理财语言，包装一个最前卫的投资蓝图；以最保守的公务员体系，推动一个最颠覆的科技革命。

这种矛盾，本身就是香港的缩影。

我们站在历史的临界点，前方是深不见底的机遇，后方是无法返回的舒适区域。变压器已经安装，电压已经加载，问题是：敢不敢按下启动按钮？

若不敢，那么这份《预算案》，最终只会成为图书馆中另一本无人问津的文件。若敢于启动，2026年便会成为后代书写历史时，那个“香港从此不同”的关键年份。

切记，不改变，才是最危险的不作为。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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