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

随着中美领导人高规格会面圆满落幕，长达数小时的深入对话向外界释放了重返理性务实的明确信号。在这一大国关系回暖的连锁效应下，一度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也迎来了宝贵的改善窗口期。以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自居的香港必须认真接收这一外交信号，并在变局中精准寻找自身定位。

中日高层对话与地方交往破冰

在日本政界与民间，那些质疑高市首相过激言论、支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理性声音已在中美领导人会面后开始重新浮现。内地的知名媒体代表徐静波更在《改善中日关系的窗口期已经来临》一文敏锐地指出，中国对日的友好交流工作实际上已在默默恢复。例如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近日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当文化中心罗玉泉主任致辞提到“这是最近半年来，我们文化中心举办的第一场中国地方政府的活动”时，台下一百多位台日嘉宾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甚至有人眼泛泪光。

因为大家深谙这不仅是自去年11月以来日本首场具备中国官方背景的交流活动，更承载了两国民间压抑已久的合作期盼。无独有偶，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副会长小渊优子等十名日本政坛重量级议员，日前更主动走进中国驻日大使馆，与吴江浩大使举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与聚餐——外交部也已低调发出缓和信号。客观上，这也是高市首相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对立半年以来，吴大使首次与日本政界核心人物进行正式餐叙。春江水暖鸭先知，两国不论是高层政治对话还是民间地方交往，均已点燃了复苏的火苗。

香港如何发挥独特文化弹性？

然而，上海在19日遗憾发生的一宗攻击日本侨民的恶性突发事件，对复苏的火苗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即便说行凶者有精神病史，据闻也有中国人受伤，可由于上海向来被视为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化视野、对日态度最为理性务实的城市，大量日企与侨民在此深耕多年，该偶发事件在国际舆论及日本民间依然引起了强烈震动，许多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纷纷表示震惊与痛心。这场风波的危机在于，它在心理和舆论层面重创了刚刚建立的信任基础，导致内地对日交流的整体进程在短期内面临阻力与心理阻隔，如何保持恢复交往的势头，团结友好力量反对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当前外交工作亟待化解的难题。

当内地因突发事件而在对日交往上面临短暂舆论压力和进程受阻时，这恰恰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展现自身独特价值的关键窗口。香港本来就应该敏锐地跟进G2缓和的趋势，发挥自己的优势。具体来说，香港长期稳居全球最安全城市前列，治安极好，法治意识强，同时高度国际化，民间普遍对日友善、理性，能够为中日政商产学研代表提供一个安心交流的环境。笔者近日也经常听到本地大学教授主张维持与日本学校的交往，支持“越是在中日大环境紧张、内地交流受阻的时刻，香港更应发挥其独特的学术与文化弹性”。无可讳言，在“习特会”前香港的政界与学界在涉日活动上有较多顾虑，所以需要一些自上而下的积极信号才能让这些学者发挥所长。

香港应为大国外交投石问路

香港应当积极主动地考虑自身定位，在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积极对接中美会面后释放的缓和信号。具体而言，香港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扮演“缓冲地带”与“推进器”，率循序渐进地邀请包括但不限于日本的代表团访港，先在港支持中日青年交流及留学活动，避免日本演唱会及展览被取消，然后开始邀请更多不极端的日本学者参与智库论坛，高调邀请原丈人George Hara等本来就心系香港前途的日本代表参与其中。最后有序重新接触日本的政治代表。

这样不单能为两国全面复苏投石问路、排忧解难，也能向日本及国际社会展示“一国两制”的优势，证明香港依旧是自由、开放、安全且充满理性的国际大都市，正确区分友好与极端的日本人。同时，香港必然关注甚至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香港不能因自己没有外交权而被动，因为大国外交既需要高层的战略定力，也需要地方与民间的灵活弹性，基本法赋予香港参与对外事务的空间，实际上大有可为。上海的意外固然令人遗憾，但中日走向理性合作的大趋势已呈现。香港绝对不应缺席这场外交复苏的进程，亟需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的回暖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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