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专栏

香港的士行业严重老化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近期出现的交通意外，再次将香港市民对传统的士行业的积怨推向顶峰。社会愤怒可以理解，但若讨论只停留在“高龄司机应否即时退场”，便容易把一个结构性问题，误当成个别长者的道德或能力问题。一边是市民出行的安全底线亟待守护，一边是数万高龄司机赖以谋生的方向盘，如何在公共安全与弱势社群生计之间找到平衡，成为香港交通治理无法回避的社会考题。

“退不下来”的结构性根源

香港的士司机老化并非新鲜事。据运输署统计，截至2025年2月，全港21万名持牌的士司机中，60岁或以上的高达13.1万人，占比62%；70岁以上者更达3.7万人，占17.7%。换句话说，街上每五辆的士中，就有一辆的方向盘握在七旬长者手中。是什么，让这些本应颐养天年的老人，在暮年仍然离不开方向盘？

高龄司机“不敢退休、无法退休”，是老龄化加剧的核心症结。香港众多的士司机为自雇人士，缺乏完善的退休保障，强积金回报难以支撑晚年生活。大多高龄司机背负家庭重担，需赡养高龄长辈、补贴家用，部分长者身患慢病仍坚持开工。在香港高物价、高房租的生存压力下，停手即意味着断收入、陷贫困。同时，本地就业市场对高龄求职者极不友好，50岁以上失业者再就业薪资普遍缩水三成以上，保安、清洁等岗位竞争激烈、体力要求高，的士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入行门槛适配高龄群体，成为多数年长从业者的唯一退路。

安全与民生并非对立

然而，无论背景如何值得同情，道路安全是不能妥协的公共利益。

每当高龄司机酿祸，社会总会出现“一刀切”设的士强制退休年龄的呼声。然而，单纯以年龄论断风险，难免失之偏颇。参考2023年每千名持牌司机的交通意外率，70岁及以上年长司机的意外率为19.5，远低于25至29岁年轻司机的61.1。经验丰富的长者司机，未必比年轻司机危险。问题的关键，不在年龄本身，而在于：司机的突发疾病风险、疲劳驾驶程度、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位是否在无形中将公众推向了风险边缘。

体格证明改革是第一步。三年前政府便提出优化高龄商用司机体检机制，将体检年龄门槛降至65岁、实行一年一检，但迟迟未落地优化细则，现行体检项目流于表面，大多仅测血压、视力，缺乏针对心脏功能、认知能力及突发疾病的全面评估。当“带病开工”因经济压力成为常态，悲剧便难以杜绝。

治理行业老龄化，绝非简单“限龄清退”，更不能放任风险蔓延，内地、台湾、日本等多地的成熟治理经验，为香港提供了兼顾安全与民生的平衡思路。各地均立足自身情况，搭建“分层年龄管控+精细化体检+弹性退出保障”的多元体系，既守住安全底线，也兼顾从业者生计。

内地明确职业司机63岁强制退休制度，同时配套阶梯式管控，针对不同车型划分驾驶年限，严控高龄高危驾驶行为，从源头规避道路风险。台湾细化年龄规制，将的士司机从业年龄上限设为70岁，区别于大型车辆的68岁上限，同时要求高龄从业者定期完成视力、听力、认知功能、反应能力全方位检测，未达标者不予续证，实现弹性合规管理。日本面对深度老龄化，建立完善的高龄司机监管体系，70岁以上司机更新驾照需参与专项安全培训，75岁以上必须强制完成认知评估，排查失智等风险；同时推行驾照返还奖励制度，以公共交通折扣、医疗减免等福利，鼓励长者自愿退出驾驶岗位，柔性化解高龄驾驶难题。

完善退休保障吸纳行业新血

任何改革若只讲安全，不讲承托，终究难以服众。对一批年届古稀仍要上路的司机而言，问题往往不是不知风险，而是没有退路。故此，政府若要提高门槛，亦须同步提供转型支援，例如协助部分高龄司机转任车队管理、客服、培训或站头调度等较低风险岗位，并研究如何与长者就业支援及退休保障政策接轨。

真正能从根本上纾解这一困局的，是重塑香港点对点交通的整体生态。网约车合法化即将落地，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历史机遇。网约车平台的数据化管理，天然具备对司机资质、行驶状况、服务评分实施精细化管控的能力，平台可实时监测司机疲劳状态，乘客亦可透过评分系统形成市场淘汰机制。更重要的是，网约车入行门槛相对灵活，收入模式更具弹性，对年轻一代具有真实的吸引力。只要政策配套得宜，网约车完全可以成为吸纳年轻司机进入点对点交通服务的主要渠道，从而自然地改善整个行业的年龄结构。

然而，吸引年轻司机入场的前提，是市场必须有足够的空间。若网约车牌照数量受到人为压缩，市场竞争不充分，年轻人的进入意愿便会大打折扣，行业老龄化的根源依然无解。因此，政府应大幅度放宽网约车牌照的发放数量，让市场决定供需，而非以行政手段人为制造稀缺，继续保护一个日益老化、服务质素参差的垄断格局。与此同时，网约车作为全新的规管领域，可以在一开始就完善年龄规制体系，通过广泛公众咨询、业界调研、专家论证，科学设定网约车司机年龄上限，建立全新的行业准入标准，避免重蹈传统的士行业老龄化覆辙。

说到底，乘客安全与照顾弱势，不应被描绘成二元对立。保障市民免受高风险驾驶威胁，当然是政策底线；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把所有责任推向个别老人家，而是以制度方法处理退出、补充与承托三个环节。让年轻人愿意入行，让长者能安心退休。这才是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应有的治理智慧。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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