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从人类学视角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群人适应特定自然与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行为模式与知识体系。其本源是团结宗族、适应自然，乃至于今日社会经济角色再为其赋能为文化产值，或虚无浪漫化为“集体记忆”或“文化瑰宝”。非遗即生活，它不依附于民族情感，而依附于实际需求。香港作为世所知名的移民城市，其非遗源头大多不在“本地”，而在“岭南”。这不是情感论述，而是迁徙史与技术史的事实。

人口流动带来文化移植

香港的非遗清单收录507个项目，绝大部分并非本地原创。粤剧源自广州府的戏班传统，凉茶是岭南地区应对湿热气候的药用配方。这些项目传入香港的时间，与内地移民潮高度重叠——二十世纪上半叶，大量珠三角居民因战乱与经济原因南迁香港，同时带来了节庆仪式、烹饪技艺与表演形式。

澳门的情况类似。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但其基底是葡萄牙烹调法与东南亚、非洲食材的混合，并非澳门本土凭空创造。而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澳门立足，又与明代中国的海贸政策相关。

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系统的产物，而是人口流动的副产品。香港与澳门的非遗，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向外辐射、西方文化逆向输入的节点。

外来文化在本土落地生根

任何外来文化进入新环境，都必须经历功能调整与形式改造，否则无法存活。以港式奶茶为例，其技术核心如拼配茶叶、丝袜滤网、反复撞茶，都并非岭南原有的冲泡方式。岭南传统饮茶以单一品种的乌龙或普洱为主，港式奶茶的出现，是英治时期引入的红茶消费习惯，在香港茶餐厅环境中结合的产物。

从粤港澳三地的非遗分布，可归纳出三种模式：（一）传承者（如粤剧、舞火龙、凉茶）：直接继承岭南文化核心元素，三地差异最小；（二）融合者（如港式奶茶、土生葡人美食）：在同源基础上因地制宜，融入本地元素，形成独特面貌；（三）创新者（如以香港戏棚搭建技艺搭出篮球机）：在同根同源的基础上适应现代需求，演变出全新形式。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非遗随着人走，但人到了新环境，必然适应新的水土、食材与生活方式。澳门的土生葡人美食不等于葡萄牙菜，香港的港式奶茶也不等于锡兰红茶。非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活生生的、会呼吸、会变化的生命体。

粤港澳承载共同文化记忆

饮食是人类学研究文化变迁最直接的切入点——因为食物可以被追踪、测量、比较。叉烧、烧鹅、云吞面，香港的做法与顺德、广州的传统存在差异，但技艺传承链条清晰可溯。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文化不是“属性”，而是“关系”。香港的饮食非遗与内地的关系，不是“模仿”与“被模仿”，而是同一技术体系在不同制度与资源条件下的分岔。然而，分岔的前提是曾经在同一条轨道上运行——没有共同的起点，就没有可识别的差异。

粤港澳三地地缘相接，同属岭南文化圈，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这份记忆与纽带，正是三地非遗“同源共流”的根基。香港的非遗清单涵盖507个项目，大量项目都来自岭南文化这条共同的根。其技术源头、人群迁徙路线、制度设计参照对象，三者均指向同一方向。承认这一点，不是政治表态，而是尊重人类学的基本观察方法：文化遗产的归属，由实际发生的历史联系决定，而非由当代人的主观意愿改写。

当香港非遗名录上绝大部分项目可与岭南地区的传承接上，其技术链无法绕开中国，这或可证明：在一国两制之下，文化认同自有其客观基础。

文化不可强行移植只能自然生长

笔者曾在〈猪扒包无辜被摆上台——何敬康议员的“美食旅游”文化盲区〉一文中写道：“一座城市的美食，源于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绝不能单从一个切口妄下断言。文化从来不是强行移植、弹一下手指就能见效的。”作一个类比，河南的胡辣汤和烩面很好吃，但目前香港还没有胡辣汤和烩面店，因为香港的历史和生活环境中没有孕育这道美食的土壤，也没有足够的河南人落脚香港，引入文化，达到由量到质的转变。但潮州、福建食物大行其道，原因自明。

另，香港有碗仔翅——街头小食，平民价格，用粉丝代替鱼翅，既有风味又环保。其实，文化应是从本地人的生活中长出来的；有成功的外地移植，其实也是文化随人而走的一种浑然天成，不能刻意强求。逆向观察，由于文化根络有迹可循，大啖点心、喜用广彩、乃至一口流利粤语的香港人，岂能不认中国人。

由华夏基金会、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及文化力量组成的“非遗六月”，致力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升公众对非遗文化的关注，并鼓励市民参与保护与传承工作。本年度主题活动可详览“非遗六月”网站。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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