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专栏｜寰海明察

来稿作者：梁海明、高梦瑶

行政长官李家超5月31日率领庞大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彰显香港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及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主动性。在当前中国与中亚经济、能源合作全面提速的大背景下，绿色低碳、粮食安全等议题已成为该地区发展主线的新兴合作领域。香港不仅仅应作为“资金通道”，更应升级为具策略意义的“超级合伙人”，以制度创新和服务升级，填补技术、资本与市场之间的关键“战略空隙”，助力推进中亚经济转型，并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合作发展暴露结构性缺口

中国与中亚的合作，现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能源，而是逐渐从油气合作转向更现代化、可持续的绿色能源与农业协作。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的发展项目凸显出双方深化合作的新高度。例如，2025年6月的《阿斯塔纳宣言》明确提出支持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接着，众多绿色能源项目快速落地，包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1GW风电项目及乌兹别克斯坦的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农业领域，合作亦呈现出从贸易增长向制度性平台建设深入的趋势。例如，中哈农产品的联合粮食贸易数字平台试点启动，将有助于中亚成为区域粮食供应链的重要支撑点。

然而，绿色低碳与农业合作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技术、金融及标准接轨三方面的结构性缺口。

破解合作困境香港可出手

其一，技术难以适应本地条件。中亚国家的经济转型急需兼容本地实际情况的技术解决方案，而非简单移植中国科技。例如，在中国沙漠地区成功的防沙方案，或较难应对里海沿岸高盐碱度的气候环境；或者，适用于华北地区的土壤传感器，在中亚高黏土地质情况下，容易出现校准偏差。这反映出针对性技术研发的缺失，而这又源于中亚本地研发能力不足，加上内地技术企业因市场碎片化及投入产出比低等问题，不愿投入适配性开发。

其二，绿色金融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困境。中亚绿色发展项目虽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如碳减排与节水，但因为缺乏量化这些收益的标准工具，经常被国际资本视为高风险资资产。无法将技术溢价转化为可交易价值，“高成本—高风险—低吸引力”的循环，限制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其三，标准不统一增加了贸易成本。中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和新能源设备，在出口中国或其他国际市场时，经常因标准和认证的重复性而增加成本。例如，光伏组件需要同时取得中国的CQC产品认证和欧亚的EAC标准认证；进出口农产品的海关检疫更是繁琐耗时。这种制度性摩擦降低了中亚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也将该地区进一步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角色中。

总括而言，以上三大挑战形成了一个互相强化的闭环：技术较难落地孵化，导致融资风险上升；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又限制了技术更新的激励；标准不统一则进一步阻碍贸易和技术流通。要破解这一循环，亟需一个既掌握技术与资本，又熟悉国际规则的高效平台型中介。凭借“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及国际化基础，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整合多方利益的“超级合伙人”。

香港应发挥“超级合伙人”功能

行政长官李家超此次中亚行的战略意义，在于香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并进一步将自身角色定位从“资金服务中心”提升为兼具多重功能的“超级合伙人”。这一角色需要在绿色技术适配、绿色金融定价及标准对接三大领域发挥深度作用。

其一，构建技术适配中心。香港高校及科研机构在AI物联网（AIoT）、纳米涂层与环境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研发能力，与内地成熟的新能源产业链形成高度互补，可成为技术输出的“适配节点”。通过在港建立模拟中亚气候条件的实验设施，香港可助力内地光伏及节水设备企业进行针对性技术改造，如研发抗盐碱光伏涂层或适用于中亚的传感校准算法。

这些优化成果可由香港团队注册专利，并通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转化平台向中亚地区推广，既帮助内地企业规避海外维权风险，亦能促进香港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国际地位提升。

打造绿色金融定价中心

其二，打造绿色金融定价中心。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及成熟的绿色债券市场，可成为推动绿色金融产品交易的天然平台。例如，香港可推出以绿色能源及农业项目为核心的专项债券，将项目碳减排效益及产能提升数据纳入融资成本评估，降低市场风险。

同时，香港金融机构还可与内地政策性保险机构协作，为中亚项目提供增信，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注入中亚绿色发展。

此外，可考虑推动香港的高校尤其是应用科学大学，每年面向中亚国家培训青年骨干，教授绿色金融、知识产权管理及国际贸易规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项目落地输送人才。

香港应为内地企业铺路搭桥

其三，优化国际标准接轨平台。香港凭借其多边认证网络及冷链、区块链追溯技术，可协助中亚商品实现“一次检验，全球通行”。例如，中亚出口的农产品可以在香港“转验”，获得香港认证的有机标签；新能源设备则能通过香港认可实验室完成标准转换。这不仅化解了繁琐的认证问题，还进一步职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核心枢纽的地位。

香港在共建“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中的任务，早已超越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而是需要成为价值再创的“超级合伙人”。通过技术适配、绿色金融创新及国际标准接轨等制度性突破，香港无疑可以为内地企业打通进入中亚等新兴市场的复杂渠道。这既是香港在经济合作上的自觅定位，更是落实“一国两制”最好实践的目标。

作者梁海明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作者高梦瑶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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