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专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提出新方案，拟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额外关税，涵盖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巴西、瑞士、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本轮关税大棒不再聚焦单一竞争对手，而是覆盖盟友、新兴经济体、贸易大国等几乎所有全球贸易主体，是美国301调查史上罕见的全域性贸易惩罚，因为301本来是一种相对指向性的工具，如今却被改造成“全域性”惩罚机制。

表面上，这是一轮围绕“人权与劳工标准”的贸易制裁；实质上，这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大范围关税违宪后，急于重建可绕过司法挑战之永久性关税体系的最新尝试。若将2018年贸易战定义为“针对中国的定向打击”，那么2026年这场覆盖六十方的“全域性301惩罚”，打击目标则是二战后运作七十余年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本身。

从IEEPA到301：关税的“换柱”工程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总统依IEEPA征收的大范围进口关税缺乏授权，特朗普随即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授权总统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时征收最高15%临时关税，但期限仅150天（预计7月24日到期）。这150天是窗口期。白宫必须在此前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覆盖、又能经得起（或至少拖延）法庭挑战的法律依据。第301条款（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成了首选，它赋予USTR单边认定外国“不合理或不公平贸易作法”并采取报复性关税的权力，历史上多用于针对特定产业（如知识产权、钢铝），但这次不同，USTR对60个经济体几乎全品项覆盖（除少数豁免），堪称301调查史上首次“全域性惩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迄今仍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通过的《强迫劳动公约》。

一个拒绝签署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却以违反自身单方面制定的“强迫劳动标准”为由，向全球60个经济体开刀，单方面制定贸易标准，强行要求全球经济体遵从其规则体系。这种“自身免责、全球追责”的逻辑，是贸易领域治外法权的典型延伸。美国的贸易政策早已本末倒置，先敲定加征关税的最终决策，再刻意寻找法律依据与舆论借口，所谓公平贸易，不过是美国推行单边霸权的遮羞布。

重塑全球贸易规则与供应链控制权

若将本轮关税行动仅理解为贸易保护主义，则未免低估了华盛顿的战略图谋。60个经济体的名单，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连G7盟友、长期军事伙伴都没有放过，意味着美国的目标已远不止于减少对华逆差，而是借此机会重构整个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其逻辑链条清晰可见：通过设置高关税壁垒，压缩全球制造业向美国以外流动的空间，提高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吸引力；通过制定“强迫劳动”等单边标准，构建以美国规则为核心的“市场准入新门槛”，迫使其他经济体在制度设计上向美国靠拢。

从美元流动性和国际收支角度看，特朗普的算盘更清楚。美国长期经常帐赤字，靠美元信用、美股和美债吸引全球资金回流来支撑资本与金融帐。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安排，就是资本自由流入美国，货物进口则被关税约束。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全世界的钱自由买美股、美债，但全世界的货要先接受美国关税和制度审查。这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资本自由、商品受控”的新安排。然而，方案中设置的部分豁免条款，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这场“原则性战争”背后的实用主义算盘——石油天然气、关键矿产和医药产品获得豁免，纺织品则设有特殊配额机制。美国依然需要能源安全、依然需要药品供应，这些“例外”恰恰说明，“强迫劳动产品”只是“先射箭后画靶”的借口，关税武器终究还是精心计算过的利益博弈。

不过，这套做法本身存在明显矛盾。关税固然可以提高进口成本，为本土产业争取保护空间，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进口税，最终大部分成本仍需由进口商、零售商及消费者分担。尤其当加征范围扩大至多个主要经济体，并涵盖广泛中间产品及消费品时，输入型通胀几乎难以完全避免。这亦解释了为何美国企业界历来对301调查下的关税措施反应复杂，一方面支持供应链安全与公平竞争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却普遍担心成本上升、利润受压，以及价格转嫁后对需求构成冲击。面对这一局面，多国表达了强烈反对。欧盟直言此举“不可接受”，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不合理”，印度否认指控并要求停止调查，中国外交部也明确表态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和政治操弄。

中国的胜机在等待中慢慢清晰

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关税风暴，中国的回应一如既往地保持克制而清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表态——“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背后是长期磨砺出来的战略定力。

中国既不需要与豪赌者同台对赌，也不必急于一时的口舌之争。历经多年贸易摩擦，中国的供应链韧性已大幅提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网络日渐深广，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能力亦持续增强。巴西总统卢拉公开为中国发声，英国外相顶压访华，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部分投资者转向人民币资产，这些信号，都在说明一件事——美国以为手握的“市场准入”筹码，正在因其滥用而悄然贬值。

持续开放、扩大合作，在风浪中保持航向的稳定，是中国应对这场全球贸易地震的最大优势。豪赌者在混乱中押注，而谋略者的胜机，往往在等待中慢慢清晰。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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