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太古城卢山阁发生一宗震惊全港的伦常惨剧：一对母女因争执教育问题在不足十小时内先后堕楼自杀。若社会大众只将事件视为单一家庭的严重不幸，固然可以理解其表面的悲剧性，却未必足以回应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宗个案实际上促使大众反思三个互相关连的层面：本港中产家庭长期承受的结构性压力、青春期亲子关系中的沟通裂缝，以及当未成年人遭逢重大突发创伤时，现行制度能否提供即时而有效的保护。

悲剧的形成离不开本港社会的整体脉络。香港作为高度竞争的国际城市，中产家庭表面上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与教育资源，但这种“稳定”背后，往往伴随维持阶层地位的焦虑，以及对下一代前途的深切忧虑。在楼价高企、教育竞争激烈、社会流动空间收窄的环境下，不少家长容易把子女的学业表现与家庭未来、甚至个人价值紧密连结。久而久之，原本出于关心的期望，可能逐渐转化为高强度的管理与介入。而原本应以支持为基础的亲子关系，也可能在压力累积之下变得紧张而脆弱。

这种张力在子女青春期尤其明显。步入青春期的子女，正处于自我意识迅速发展、渴望建立独立人格的阶段。他们对权威提出质疑、对控制表现抗拒，往往是心理成长的一部分，未必等同不孝、敌对或故意伤害父母。然而，若家长本身已长期承受工作、照顾责任与情绪消耗的多重压力，便可能较难以稳定而开放的方式回应子女的反叛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次争执、一句气话，甚至一次学业上的不合作，都有可能被过度解读为对母职角色、家庭付出或个人尊严的否定。于是，本来可以透过沟通与冷静处理的亲子矛盾，便在情绪失衡之下迅速升级，最终走向任何一方事前也未必真正预见的悲剧结局。

因此，这宗悲剧并不能简单归因於单一的情绪失控，也不宜草率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个别家庭成员。更值得正视的是，在高压社会结构与家庭内部互动模式彼此交织之下，爱、责任、期望与控制有时会变得界线模糊。当家庭成员缺乏足够的情绪支援与有效沟通渠道，原本以爱为出发点的关怀，便可能逐步扭曲为彼此都难以承受的重担。这正是现代家庭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悲剧往往不是由单一恶意造成，而是在长期压力、情绪耗损与沟通失效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

然而，若说事件的第一重悲剧在于母亲的离世，那么第二重悲剧，则在于其后本可介入的十小时关键时段最终未能阻止女童走向同样的结局。这一段时间尤其值得社会大众严肃检视。对一名年仅12岁的女童而言，亲眼目睹至亲以极端方式离世，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极可能是即时而毁灭性的。成年人在面对重大创伤时，尚且可能出现解离、麻木、认知混乱与情感封闭等反应。对心智尚在发展中的儿童而言，这种打击更可能超出其可承受与理解的范围。

受创儿童在急性创伤初期的表现，未必符合一般人对“情绪崩溃”的想像。他们有时反而会显得异常平静、顺从，甚至能够简短回答问题、配合成人安排。这种表面上的“冷静”，并不代表情绪稳定，更可能是一种心理自我保护机制：当冲击过大，内在系统暂时以麻木与抽离来维持基本运作。若缺乏专业评估，旁人很容易误判其风险程度，以为孩子“尚算镇定”、“有人陪伴便可”，从而忽略了其内心可能正在迅速累积的恐惧、内疚、自责与绝望。尤其当孩子把事件与自己先前的言行连结，认为是自己的顶撞、冲突或不合作导致母亲离世时，这种罪疚感便可能在短时间内演变为强烈的自我伤害念头。

正因如此，这宗事件最值得反思的，不只是家庭内部究竟发生了甚么，更是当一名未成年人突然置身于如此高危的创伤情境时，本港社会是否已有一套足够敏锐、足够迅速、也足够具约束力的保护机制。现实中，相关照顾工作往往首先落在家属身上，由亲人暂时陪伴、安抚与看顾孩子。这种安排在一般困难时刻或许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在至亲非自然死亡、儿童又属直接目击者的极端情况下，单靠家属作非正式照顾，明显存在限制。

原因并不在于家属不关心孩子，而在于他们同样是事件的受创者：一方面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丧亲打击，另一方面还要处理警方程序、遗体辨认、联络亲友及后续殡葬安排。在极度悲痛与混乱之中，家属本身的情绪调节与风险判断能力往往已接近饱和，自然难以同时肩负高水平的危机识别与全天候看护责任。换言之，问题不应被理解为个别照顾者有否尽责，而应被视为制度设计是否充分考虑人性在创伤状态下的客观限制。若制度预设家属能在巨大打击之下即时承担专业照护功能，这本身便是一种过高期待。真正成熟的危机处理体系，应是在最脆弱、最混乱、最需要判断的时刻，主动以专业力量补足家庭功能的暂时失效，而不是把最沉重的责任完全压在同样受创的亲属身上。

因此，确有必要认真探讨建立一套更清晰、更前置、也更具跨部门协作性的介入机制。当前线执法人员确认有未成年人涉及至亲非自然死亡个案，尤其属直接目击、首先发现者，或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情绪异常时，应启动标准化的紧急通报程序，由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及相关部门即时联动。其核心目的，不是增加程序负担，而是把握创伤发生后最关键的介入窗口，避免高危儿童在缺乏专业支援的情况下独自承受灾难性情绪后果。

在具体操作上，最重要的是由受过创伤介入训练的专业人员，尽快为儿童进行独立风险评估。社工可先处理即时安置与家庭联系，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则评估其自我伤害风险、解离状态、罪疚感程度及情绪崩溃可能。若评估显示属高度危机个案，制度便应容许相关部门迅速作出保护性安排，包括把儿童暂时送往合适的医疗或安全照护环境，接受短期24小时监护与情绪稳定支援。这类安排的重点不在于“标签”孩子有精神问题，而在于承认急性创伤本身已足以构成重大安全风险，必须以预防最坏结果为首要原则。

此外，学校与社区支援系统亦不应在事后才被动介入。教育部门可在个案稳定后，协助校方处理同学情绪、教师支援与校园沟通安排，并为涉事学生提供较长期的学习调适与心理辅导。如此一来，危机处理才不会停留于事件发生当日的“止血”，而是延伸至创伤复原的整个过程。对受创儿童而言，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只是有人在场，而是有具备判断能力的人在场。不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而是有系统、有步骤、有承接的保护。

太古城卢山阁这宗母女悲剧提醒社会大众，家庭悲剧从来不只是私人的问题，也与城市压力、亲职文化、儿童心理发展及公共制度安排息息相关。我们当然无法以事后分析逆转已经发生的一切，但正因生命无法重来，社会才更有责任从事件中汲取可行的教训。若能借此推动更完善的跨部门危机介入机制，让未成年人在遭逢至亲突发离世时，能即时获得专业评估、保护性安置与持续支援，这不只是行政流程的改良，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基本守护。制度的价值，正在于它能于个人与家庭最无力的时刻，提供一张不致让人坠落的安全网。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以更谦卑而认真的态度回应悲剧，并尽力避免下一宗本可挽回的憾事再次发生。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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