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刘畅博士专栏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未来回望香港治理转型时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份中期政策文件，而在于香港开始尝试用一个跨周期、跨部门、相对完整的框架，去处理城市发展中那些不能靠年度施政和市场自发机制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就在咨询展开之际，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此行主题清晰而聚焦——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其讯息相当明确：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不再只是本地政策排序问题，而是涉及其在国家发展格局、区域分工和自身经济转型中的重新定位。

香港过去并非缺乏政策讨论，也不是没有中长期愿景，但较少有一套能将土地、房屋、基建、产业、创科、金融、人才及民生政策连成整体的治理框架。较常见的情况是，部门各自推进、政策按范畴分拆、资源分年配置，结果虽有局部改善，却难以处理深层结构性矛盾。土地供应与产业空间脱节，房屋与交通未能同步，科研投资与产业承接不足，人口政策与经济转型未形成闭环等等问题。五年规划的出现，至少在制度层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把原本分散的政策目标，放回同一个时间轴和资源约束下，重新排序、协调与检视。

这也是五年规划作为治理工具的核心价值。它真正值得借鉴之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把长期目标拆解为可执行项目、可量度指标和可跟进的节点，并在周期内进行调整与修正。中国多年来使用五年计划、五年规划推动发展，其制度优势不只是“看得远”，更在于能把看得远转化为执行链条。对香港而言，这点尤其重要。香港作为高度市场化、开放型经济体，过去长期依赖价格讯号、私营投资与外部需求带动增长，这套模式在资本配置和效率提升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处理回报期长、外部性强、跨部门协调成本高的议题时，市场本身往往缺乏足够诱因，政府亦容易受制于部门分工和年度预算逻辑。于是，一些本应提前部署的中长期议题，经常被拖延至问题高度显性化后才被动回应。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最大意义，是尝试补上这个制度缺口。它不是要取代市场，也不是要把香港带向计划经济，而是要为市场提供更清晰的政策坐标，降低协调成本，并把部分由市场难以自行完成的公共投资、空间重组和产业培育工作，纳入更有组织的治理框架。这种思路若要用经济语言概括，就是在维持市场效率的前提下，透过政府的中期规划能力改善资源错配、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并提升公共投资对整体经济转型的杠杆效应。

夏主任此次来港，将考察重心放在北部都会区与民生福祉上，释放了极其明确的信号。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的重中之重，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点。北都是香港未来最重要的增量空间，不单承担住宅供应功能，更关乎创科、新型工业、教育资源、跨境合作和新社区建设。对香港而言，北都不是一般土地发展项目，而是一次重塑经济地理和城市结构的机会。若能处理得宜，香港有机会打破长期以来产业与居住高度集中、土地供应受限、跨境协同不足的局面，建立更适合新经济活动的空间条件。反之，若北都最终只是延续传统地产导向开发，缺乏清晰产业定位和跨境制度对接，则很难承载香港下一阶段转型。

若再把视野拉高一层，首个五年规划还关乎香港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动性。过去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框架中，往往较多从既有优势出发，强调金融、专业服务和国际联系功能；但随着区域竞争格局改变，单靠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已不足够。香港若要在区域融合中维持不可替代性，便需要更清晰地界定自身功能，并通过规划把这些功能与土地、人才、交通、制度创新和产业政策对接。否则，所谓区域协同容易停留于概念层面，难以形成真正的经济回报和制度红利。

因此，中央在咨询期内安排高层来港调研，与其理解为政治姿态，不如理解为对香港治理能力的一次现场观察。这既是支持，也是一种压力测试。支持在于，香港未来发展方向受到高度重视，北都、创科、房屋等关键领域获得持续关注；压力则在于，香港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把愿景转化为执行，把规划转化为结果。对特区政府而言，未来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写出一份涵盖范围广泛的文件，而在于建立一套能穿透部门分工、平衡短长期利益、设定优先次序并持续监察进度的治理机制。

这也是今次公众咨询最值得认真对待之处。五年规划不同于一般年度咨询，它涉及的是未来一段时期香港经济社会结构如何调整，哪些产业要优先、哪些基建需先行、哪些制度障碍必须突破。对市场而言，一份清晰而可信的五年规划，本身就是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讯号。对企业来说，它有助判断资本开支、用地需求、人才配置和区域布局；对市民而言，则有助形成对房屋、就业、公共服务和城市发展节奏的较稳定预期。这种预期管理，本身也是现代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香港经济已走到一个不能再单靠惯性增长与局部修补支撑的阶段。真正的挑战不是有没有愿景，而是有没有能力把空间重组、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放入同一套可执行框架。五年规划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制度契机，而夏宝龙今次来港，则提醒各方这项工作并非例行公事。对香港来说，这既是支持，也是鞭策。能否把这份关注转化为制度能力与发展成果，将直接影响香港下一阶段的增长质量和区域定位。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主动谋定未来的第一步——愿这一步，踏得坚实、走得长远。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