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教育界的危机公关——四宗新闻看公关手段的高低

撰文：黄冠麟

出版：2026-07-07 14:00更新：2026-07-07 14:00

“No news is good news.”平淡日子，无事可报，绝对是一种小确幸。不过，当被新闻与公众视角盯上之后，纵非其所愿，也需要妥善处理。有讲“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特别是在危机公关的领域，更需拆解细节、化解争议、尽快离开聚光灯。

“切割”还是“承担”，决定了危机走向

我在上周《《铁拳教育》观微——我们为什么需要幻想暴力来拯救教育？》写道：“主流讨论鲜少触及一个新现象，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审判文化”，如何加剧教师的无助感。作为大专教师，笔者能从校方向学生发出的问卷评分中，知道学生对于自身的教学观感。然而，现实中却有更多令人刺眼的媒介，比如IG、TG等学生的半公开私讯群组，产生另一种平行时空的讨论。世上自然没有不透风的墙，而这些学生甚至不是学生的一言两语、三人成虎，是千禧年进入职场的教育工作者所未能预见的情况。”

近年教育界有四宗新闻，四校各自发声，手法各异，社会观感天壤之别。个中胜负，不单在于手法高低，更在于公关决策中“切割”与“承担”的拿捏。你选择与事件划清界线，还是与持份者站在一起？答案，往往决定了整场危机的走向。

圣保罗书院学生交流期间离世事件

圣保罗书院的应对，是一套标准的“封闭式公关”操作。中五生于杭州交流期间离世，校方迅速启动危机小组，回应教育局确认事件与考察活动无关，校董会主席其后致函师生。整条链条从官方调查、高层定调，到对外呼吁尊重私隐，一气呵成。

这个策略的优点是：以最快速度为事件定性，将焦点从“校方有没有责任”转移到“这是一宗个别悲剧”，成功避免了舆论对学校管理制度的全面质疑。公众看到的是程序已经启动、高层已经关注、调查已有结论，于是事件得以降温。

然而，危机公关的第一定律是“对外可以沉默，但对内无法永远沉默”。资讯不透明所累积的“信任赤字”，无法平息校内师生和校友的疑问。有校友发起联署要求交代更多详情，说明“封闭式”策略虽然挡住了外部的即时炮火，却在内部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英华女学校《给十九岁的我》的“公关自杀”

如果圣保罗书院是“策略正确但有隐患”，英华女学校则是“策略错误自陷死地”。

校方作为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的“片主”，在争议升温后发表声明，强调未得主要参与者一致同意前不会放映，并指未授权意大利远东电影节放映。导演张婉婷和制作团队随即公开反驳，指控校方“讲大话”。校监再发信澄清，指校长没有说谎。结果是三方各说各话，校方从“回应者”变成“被指控者”，话语权彻底丧失。

这个案例的失误是灾难级的。“第一次声明必须是最后一次声明”，这是危机公关的铁律。一旦说法被质疑、被反驳，学校就再没有第二次机会建立公信力。最致命的是，校方的声明留下了被挑战的空间——“未授权参展”的说法被制作方以电邮纪录反驳，校方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公众看到的不是一所勇于承担的学校，而是一所企图卸责、却连切割都切不干净的机构。

4月13日，校监苏成溢牧师发信表示校长祝慧勤并无说谎，又指“校董会至今从未批准纪录片以任何形式重新放映”。信件标明“只限内部传阅”，意味着校方选择不对公众公开。然而，在网络时代，“内部”与“公开”的界线模糊。若此信被泄露至媒体，校方将失去对叙事的最后主导权。公众只能看到导演和发行商的说法，而看不到校方的完整回应——这等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人。

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解锁学生手机事件

燕京书院的事件最为棘手。教师被指以FaceID强行解锁学生手机翻阅资料，校长更被指要求社工声称学生有精神问题，绕过家长进行医疗评估。校方回应称已按既定机制调查并向教育局提交报告，同时否认“绕过家长”的指控。

2026年7月1日，校方向全体家长发出官方澄清声明（行政通函），旨在回应网络上流传的两项负面传闻。与圣保罗书院的“悲剧善后信”不同，这封通函属于“辟谣与合规说明”——明确否认“绕过家长强制送医”的指控，展示校方对“手机管理投诉”已启动正规流程（立案、调查、上报），以此证明学校运作合法合规，尝试平息家长对校园管理与学生人身安全的恐慌。

然而，这份通函说了大量程序语言，却没有说出任何公众想听、家长想知的内容。勉强说来，校方至少承认了事件存在、没有否认指控的全部、承诺会调查。但对于“手机管理事件”，家长读完仍然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甚么、老师做了甚么、学生受到了甚么处理。

虽然保护私隐合法，但在谣言四起的背景下，这种“只告诉家长我在处理，但不告诉处理了甚么”的做法，无法消除家长的疑虑，甚至会被认为是在敷衍。更严重的是，相比圣保罗书院对学生“悲伤与哀悼”的深切关怀，此信完全聚焦于“校方有没有做错事”。在涉及“精神科强制评估”这种极度敏感的话题时，全篇未提及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或对家属的体谅，给人一种“总之校方在法律上没错”的傲慢冷漠。

值得留意的是，英华女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的校监，同为苏成溢牧师。两封函件对象同为内部（家长、学生）而非公众。无独有偶，两校事件的处理手法在公众观感上都不太令人满意。这是否反映了苏牧师在处理已成为新闻事件的公关问题时，忽略了“公众”也成为了持份者之一？当内部信件的内容被泄露、当公众只能从第三方获取资讯时，校方便已失去了对叙事的主导权。

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快刀斩乱麻”

四宗个案中，新会商会中学的处理最为果断，也最见成效。校长李卓兴在新加坡交流期间被拍到当众爆粗辱骂他人，事件发生后三天（5月22日事发，5月25日发声），校方在舆情爆发但事实尚未厘清的尴尬时期迅速发出声明，旨在危机发酵前进行“初阶段回应”。开篇即道歉，这是危机公关中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实” 的标准操作。值得注意的是，“停车问题”一词极为笼统——究竟是泊车纠纷、交通意外，还是涉及人身冲突？声明刻意以最中性的词汇描述事件，避免在调查未完成前自我定性。其后强调校方及办学团体重视教职员操守；若涉及违反操守或损害校誉，定必处理。这也预告校方不会姑息，为日后可能的惩处“铺路”，降低公众对“包庇校长”的想像。

更关键的是其后的跟进操作。校长原定8月底请辞生效；校董会不接受，引用《雇佣条例》第9条即时解雇，指其行为严重违反《教师专业操守指引》。

这套组合拳打得非常顺畅：停职决定迅速作出，不给舆论发酵的时间；不接受请辞、改为即时解雇，问责力度合乎公众预期；引用具体条文，将校长个人行为与学校制度彻底切割。公众看到的是制度在运作、权威在彰显，于是事件迅速平息。这宗案例的启示是：承担比切割更有力量，行动比声明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