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近年香港谈及经济转型、创科发展和人才培育，社会的焦点往往习惯全数落在公帑资助的大学身上。至于自资院校，公共政策与社会舆论仍常以补充角色看待，仿佛其功能只是承接学额需求，或为未能进入资助体系的学生提供另一条退而求其次的升学路。这种传统的二分法理解显然过于狭窄，也未能反映香港高等教育结构的真实面貌。

自资院校不是为容量调节的补充角色

自资院校当然不是没有局限，若论及资源规模、品牌效应和基础研究根基，它们未必能与传统资助大学相比。不过，若因此便把它们视为体制边缘，甚至只懂得单纯以收生率和即时就业率来衡量其价值，反而会忽略了其真正具备的制度优势。自资院校的规模较为灵活，行政流程较短，课程调整和跨界合作模式亦更具备贴市特质，能迅速回应市场需要，但是在质素保证上却绝不逊色。这种灵活特质若运用得宜，不应只服务于院校之间的招生竞争，更可转化为香港推动应用研究、校企合作和人才转化的核心枢纽。

香港未来数年的结构性挑战，绝不只是培养更多大学毕业生，而是如何令高等教育、产业转型和社会需要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连接。人口老化、基层青年向上流动放缓、中小企转型乏力、绿色经济和医疗科技发展不足，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单靠几所资助大学就能全数处理。自资院校未必以大型基础研究见长，但在应用研究、专业培训、前线实务实证和跨界合作方面，反倒有更大发挥空间。问题不是它们能否复制资助大学的学术路径，而在于能否走出一条更贴近香港现实需要的深耕之路。

因此，产学研合作不应停留于礼节性的签约仪式或短期讲座，而应走向更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共同开发。现时不少企业特别是本地中小企，都面对着数码转型、品牌重塑、消费模式转变和合规要求提升等重重压力，但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研究能力，也未必容易与大型资助大学展开对等合作。对这些企业而言，自资院校若能提供较灵活的研究安排、较贴地的顾问支援和较短的科研周期，反而更能切合实际需要。

校企协作新范式应与企业实务对接

笔者近日在与一些积极参与本港建设的驻港国企和不同的企业交流时，深刻感受到产学研合作正迎来一场范式转变。这些大型企业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与本港高等院校展开深度协作的强烈意愿，而他们的核心诉求，恰恰是要打破过去流于形式的框架，将企业手头上拥有的庞大行业数据与市场前线研究，实实在在地应用于日常的实务营运与管理决策之中。

这项来自商界前线的强烈讯号，正为自资院校的再定位带来了极具启示性的战略契机。过去，大型企业与资助大学的合作往往集中于动辄数年的基础科技研发，周期漫长且未必能即时回应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相反，自资院校拥有行政架构扁平、决策周期短、研究安排灵活等独特长处，正好能够完美对接国企与各类企业对于高效与实用性的预期。

院校不单能扮演跨界别的研究中介平台，更有能力将学术的严谨实证方法与企业的真实数据有机结合。学术成果若只停留在撰写论文和参与学术会议，对香港产业升级的帮助未免有限。相反，若院校能发挥牵头作用，将第一手数据提炼成业界看得见、用得着的现代管理方案与民生科技应用，在协助大型企业开拓新兴专案与产品开发的同时，亦能将这些成果辐射至本地缺乏科研能力的中小企，自资高教界独特的研究价值与社会认受性便会更为清晰。

银发产业与绿色转型可作校企协作

本港人口持续老化，长者照顾、复康支援和居家健康管理都有着庞大且迫切的市场需求，这正是银发产业一个值得重点发展的方向。若自资院校本身设有社会工作、护理、物理治疗、工程、或数码科技相关课程，便更有条件与医疗服务机构、安老机构和科技公司展开全方位协作。院校可从长者及照顾者的实际使用经验出发，开展产品测试和服务研究。这类合作未必属于高门槛的尖端科研，但却最有机会直接转化应用，也最符合香港现阶段的产业条件。院校既可协助企业改良现代民生科技产品，亦可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累积实务经验，有效缩窄课堂知识与职场实践之间的距离。

与此同时，绿色转型亦是另一个可由自资院校深耕的领域。近年不少企业都意识到环境、社会和管治（ESG）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不少中小企对相关要求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既不清楚如何客观评估自身表现，也缺乏足够人手处理碳管理、供应链审视和撰写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工作。若自资院校能有机整合商学、环境管理和数据分析能力，便可为企业提供基本评估、流程改善和人才培训支援，甚至共同设计较适合本地市场的小型工具和应用方案。这不单有助企业提升竞争力，也有助学生理解可持续发展在实际商业环境中的具体操作方式。

跨界别学职过渡机制承托边缘青年

自资院校的再定位，不能只集中在服务企业，更应看见其在促进社会流动中所扮演的安全网角色。香港不少入读自资院校的学生来自基层家庭，部分亦有特殊教育需要（SEN），或曾在主流学习历程中面对不同形式的挫折。对这批学生而言，自资院校不只是升学选项，更往往是重新建立信心、累积专业能力和寻找出路的重要阶段。然而，现时体制不少支援往往停留在学习阶段，一到毕业投身社会便明显减弱，使学生由校园过渡到职场时容易出现结构性断层。

因此，若香港要更认真看待青年发展和社会流动，自资院校应与政府、雇主和非政府机构紧密合作，建立更完整的学职过渡机制。这项工作不只是安排几次招聘会或短期实习，而是包括毕业前后的职涯规划、工作适应支援、心理健康支援，以及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持续跟进。对不少基层学生来说，真正困难的不局限于找到第一份工作，更在于能否在公开市场稳定留下来，能否在数年内逐步改善经济处境，进而改变家庭的流动机会。若高等教育制度无法妥善处理这一段学职过渡，便难言真正发挥了教育的社会终极功能。

政策成效不能流于短期数字

这也带出另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对成效的评估方式往往过于短视。社会过往谈及教育政策，常以收生数字、毕业率、即时就业率和起薪点作为主要指标，尤其是一些毕业后能晋身具备专业注册制度的行业，情况更为显著。这些数字固然方便展示，亦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它们往往只能反映短期的表面情况，根本不足以判断一项长期教育投资的真正成效。

过去不少院校一窝蜂开办幼儿教育学位，随后却因人口结构与市场供求逆转而瞬间陷入困局，正是这种盲目追逐短期指标的深刻教训。若政府和院校都只着眼于眼前的成果，政策便极容易流于追求帐面上漂亮的数字，进而忽略了整个社会长远的结构性改变。

自资院校若要争取在高等教育蓝图中占据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便需要在实证研究方面拿出更具说服力的成果。与其只公布毕业生当年的即时就业率，不如建立跨年度的长期动态追踪机制，了解学生在毕业后三年至五年的就业稳定性、收入变化、转职情况和家庭经济改善幅度。对基层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而言，这类长期追踪数据尤其重要，因为它较能真实反映教育是否真的帮助他们跨过了制度与出身带来的重重障碍。若院校能在这方面累积较完整数据，便不只是在提升自身的学术认受性，也是在帮助政府建立较成熟的社会政策评估框架。

再进一步说，香港未来若要处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差距，自资院校亦可扮演政策实验场的角色。相比制度体系较大、行政程序较多的传统大学，自资院校在开设短期证书课程、调整校企合作模式和试行新兴科研方案方面，往往更具弹性。这种弹性若配合清晰的监管和适当的政策支援，完全可以转化为独特的制度优势。例如一些面向在职人士的技能提升课程、与特定行业合作的专业认证、结合实习与应用研究的小型科研项目，都可以先由自资院校试行，再按成效逐步扩展。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类规模较小、反应较快的合作模式，未必声势浩大，却更有机会提供可供检验的实际实证经验。

精准之外更需产学深度

当然，要让自资院校真正由补充角色走向产学研节点，单靠院校自身并不足够，特区政府在资助政策、质素保证和政策定位上，都需要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现时社会对自资院校的讨论，仍然太常停留在学费高低、院校排名和收生竞争等微观末节，较少认真思考它们能否在整体高等教育和产业政策中发挥更大的协同效益。若政策仍只把自资院校当作学额容量的调节工具，院校自然也难以投入较长期的应用研究和深度的跨界合作布局。

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亦需要调整对自资高教的想像。自资院校未必能取代资助大学，也无需走同一条学术路线，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模仿传统大学，而在于发展出更贴近社会应用、职业连接和承托社会弱势的独特角色。当香港愈来愈重视产业转型、人口结构变化和青年发展，自资院校若仍只被理解为补充学额的机制，无疑是对制度资源与民间科研发展的一种浪费。

归根结底，香港高等教育未来不应只问谁获得最多公帑资源，也应问不同类型院校如何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资助大学固然在基础研究和国际学术竞争中占重要位置，但自资院校亦可以在应用研究、校企合作、学职衔接和长期实证追踪方面建立自己的核心功能。只有当社会愿意跳出旧有的高教分工想像，自资高教才有可能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连结教育、产业与社会需要的一个真正切入点。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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