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郭祺

特区政府已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推动航天科技发展，支持太空经济”，方向已然明确，可实践落地的细节需要被更多地讨论。近期，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在《南华早报》指出香港是全中国唯一具备条件采用类似“SpaceX模式”的城市，笔者身边很多朋友不能理解为何香港具备如此优势。但在笔者看来，他正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确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背景下一条比较明确的，可让香港突围而出的道路。作为一个常年穿梭于内地顶尖高校与香港之间、深耕航空航天工程领域的青年研究员，笔者深感在“愿景”与“产业”之间仍横亘着一道隐形的“玻璃门”，如果不去正视并拆解这些微观层面的人才与体制机制困境，“SpaceX模式”将缺乏核心驱动力，特此在上述基础上撰文，盼能抛砖引玉。

香港有条件实践“SpaceX模式”

要探讨香港如何实践“SpaceX模式”，首先必须拨开“造火箭”的刻板印象。SpaceX对全球太空经济的颠覆，表面上是运载火箭的回收，本质上则是其商业航天方法论——将传统“高成本、长周期”的航天科研，转变为“工业化、极速迭代、极致控本”的商业闭环，这在其“星链”卫星星座的布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寸土寸金、人均密度过高的香港而言，考虑到将物体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第一类航天工程）属于重资产、大场地、高投入环节，香港根本不具备有关优势。香港的“SpaceX模式”应精准锁定在航天器（例如卫星或太空站，即第二类航天工程）以及行星科学（探月与探火计划）等领域（即第三类航天工程）。依笔者看，香港必须成为“太空中的大脑和眼睛”，因为在当前突破2.3万亿元的商业航天市场规模中，卫星所支援的通信、导航、遥感数据服务占80%以上的份额。所以即便香港不亲自涉足发射环节，只要聚焦卫星技术研发与服务，即可切入高价值赛道。

有许多读者批评笔者在财赤的情况下还在建议港府为太空经济“烧钱”，实在是过于短视。笔者提出、主张的是“单位轨道资源利用效能”概念，即指在有限的轨道位置和频率带宽中，单个载荷所产出的科学数据量、商业服务能力或技术验证价值，也阐述了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先到先得”的原则下，轨道与频段是太空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太空竞赛比拼的不是谁的卫星多，而是单颗载荷的智能化、轻量化与高精度，这正是香港学术界的强项，也是让香港财政大幅改善的关键。这笔钱也不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条件赚的，而无论是香港大学行星地质相关的科研团队，还是本地高校在微型机械设计、精密制造与流体力学上的深厚积累，都高度契合“小体积、高精度、大产出”的载荷设计理念。若香港能将自身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这种高精尖的研发能力结合，通过极速融资帮助国家“抢地盘”，便足以在未来的太空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让市民看到港府大有作为，振奋人心。所以香港必须要把握住这样的好机会，为此花点钱做投资及研发是合理且必要的。

DSE数理深度不足成创科硬伤

当然，太空金融工作者或者其顾问必须对航天较为熟悉。因此，如果说资本和法制是香港发展太空经济的“硬通货”，那么顶尖的航天工程师及顾问都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在这方面其实香港也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举例来说，香港在航空航天“二轨外交”方面的话语权不断提升，首颗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支持的“香港青年科创号”卫星已成功入轨，近期也有在港招募载荷专家等，这些举措均极大地激发了本地青年投身航天事业的热情，他们若投身航天事业后更有可能精准地指出值得投资的太空项目。

然而，一些制度接轨上的挑战依然客观存在。由于航天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作为外国人在外国攻读有关专业的敏感度极高。有不少怀揣理想的香港青年因此选择踏入内地顶尖理工学府，并试图融入国家航天产业链，而他们都不得不直面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集中体现在升学、科研与就业的结构性阻力上。

首先是理科教育体系的断层。香港与内地理科教育衔接并不顺畅，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的数理深度不足，已成为创科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硬伤。香港科学院（港科院）早于2017年牵头发表的《科学、科技和数学教育与香港创新科技的发展》研究报告中便指出，DSE新学制（2012年后、2024年前）下高等数学（M1/M2）与科学选修的边缘化，导致本港学生数理基础出现严重断层，甚至本地大学理工院系都不得不为大一新生开设“数理恶补班”才能勉强衔接课程。本地衔接尚且如此吃力，当这群基础本已“先天不足”的本港理科生踏入考核难度、推导深度远超DSE的内地高校的顶尖理工院系时，所面临的学业压力和“降维打击”可想而知。 作为过来人，笔者深知课程要求极高的数学、物理基础，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港生难以适应，甚至被迫转专业或退学。即便有少数人敢于直面差距，力图将勤补拙，毫不夸张地说，普遍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才能及格，这客观上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国内外名校继续攻读硕博的机会。

“境外”身份让技术人才受限

其次，香港人“境外”身份终究带来的科研与体制壁垒。即便是在内地，国防安全毕竟是国之利器，香港无疑是中国的，但也同时属“境外”。既然航空航天研究与军工高度绑定，特别是涉及运载火箭、尖端飞行器设计与动力系统等“第一类航天工程”课题往往涉及核心敏感技术，绝大部分港生客观上被排除在相关科研专案之外，难以跟随学术导师深度参与有关新项目。正如笔者曾听闻香港理工大学一位资深学者坦言：面对这类大型航空航天工程，香港的高校往往只能触及理论与周边的表面工作，真正的工程应用与落地只能交由内地的核心体制内工程单位完成。在极其有限的科研许可权下，本港培养的顶尖工程人才难以得到充分的锻炼。

结合上面的两点，根据笔者长期追踪的结果，如今港人在内地军工企业，尤其是主导第一类航天工程的核心院所就职的阻力极大，即便前往民营航天机构，也难以进入核心技术层。如果没有更多政策支持，选择内地身份的人才当然比较安全。这导致了一个极其尴尬的悖论：香港人在“二轨外交”层面拥有中西交汇的“桥梁”优势，但在真正硬核的技术攻坚、产业链融入、储备精准发展太空经济的经验上却处处受限。如此，香港发展太空经济时，很大程度上会缺乏本地真正的人才参与其中，依赖内地专家之余，也应让更多本地航天专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笔者希望香港太空经济能够高速发展并且回馈祖国，所以希望尽早将这个悖论指出来。

河套合作曲应建立航天人才白名单

SpaceX的成功，本质上是对全美乃至全球顶尖工程人才的虹吸与高效利用。香港若要想复制这一模式，就必须直面并解决上述人才流动与资质审核的“玻璃门”。发展商业航天、太空经济方面，香港不宜妄自菲薄，其高度开放的投资环境、政策大力支持创科发展的力度以及人才的集约性，使其依然极具竞争力。

为实现破局，让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能够为本地的商业航天及太空经济保驾护航，笔者提出以下3点可行性较高的建议：

第一，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立“航天人才跨境流动与科研白名单”机制。应当在河套地区的建设过程中完善成立航天人才跨境流动机制，实现人才与技术的双向流通。国家可考虑在河套等特定区域内，对经过严格背景审查的香港青年航空航天科研人员实行“白名单”管理。在物理隔离与数据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赋予他们有限度参与国家级非涉密核心航天专案及数据处理的许可权。这不仅能让港生在背靠祖国的情况下学有所用，更能为国家商业航天注入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鲜血液，以香港所长服务祖国所需。

第二，自上而下地精准引导香港资本。香港的资本市场不仅要服务于内地成熟航天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更应将投资端口前移。利用香港自由贸易港降低企业出海合规成本的优势，特区政府与商界可依托现有的“产学研1+计划” (RAISe+) 或“创科创投基金” (ITVF)，设立专门针对太空经济的投资通道。这将通过行政主导的方式精准赋能由香港本地高校孵化的智能载荷、深空物质光谱探测、太空机器人等初创团队，用充足的早期资本留住那些因身份受限而无法进入内地核心院所的香港青年，不仅能让他们在香港本土实现技术转化，还能直接对接东南亚、中东等地的通信与遥感需求，从而真正形成“技术—资本—市场”的跨境航天资源网络，也会便于香港满足祖国“十五五”对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期许。

让香港航天人才为祖国发光发热

第三，推动本地高校工程教育与内地前沿产业的深度合作。 香港本地大学（如科大、城大、理大）虽然开设了航空航天工程本科项目，但教学内容往往向传统的航空工业倾斜。未来，本地高校应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加强航天科学与机械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的交叉融合（如港中大与港中深合办的双主修课程）。同时，争取让更多香港学者、学生参与到国家行星科学研究（如月壤分析、火星探测器光谱仪研制）的“大科学”范式中。如此，他们不只可以融入，还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归根究底，商业航天的目标是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精细的技术提供轨道卫星服务。香港“SpaceX模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激动人心的产业蓝图。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商业奇迹是可以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即便目前香港已经快速融入国家发展蓝图，但对亲历者而言，在不少领域有待加速，也不乏希望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服务的香港有志青年，既然香港不缺顶级的智力资源，也不缺探索宇宙的雄心，只要愿意讨论这些结构性的体制难题，就能让香港与内地在商业航天、太空经济方面的学术资源与产业路径真正交汇，香港的新一代的人才也就能在“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征程中更好地为祖国发光发热。

（笔者鸣谢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博士提供的建议）

作者郭祺是思哲研究所创科领域青年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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