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郭祺

我国的“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列入战略目标，2025年香港特区施政报告亦首次明确提出“推动航太科技发展，支持太空经济”，可见航天科技产业的发展与转化已进入刻不容缓的阶段。然而，什么是“太空经济”？香港为什么要发展太空经济？又该怎么发展？这三条层层递进的问题将影响香港的命运。本文将从经济转型的刚性需求出发，结合国家战略、本地学术资源与香港独特优势，向大家阐述属于香港的太空经济时代机遇。

太空经济是转型突破口

我们先探讨香港为什么要发展太空经济，因为这个与每一位读者都相关。香港产业结构长期高度单一，服务业占比已超过90%，其中金融、贸易及物流业占GDP比重超四成。这种产业结构，已使香港经济发展长期且高度依赖外部环境。香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虽受惠于外贸反弹，但仍存在“传统产业承压、新兴动能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相比之下，“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仅3.8%。若要扭转制造业极度萎缩、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的格局，亟需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香港工业总会已明确指出，发展太空经济是香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关键突破口，因为这是一个足够大的赛道。

另一方面，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24年报告，全球太空经济规模将从2023年的约6,300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1.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9%，远超全球GDP平均增速。对于经济结构亟需优化升级的香港而言，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遇。香港工业总会与城市大学联合发布的《翱翔太空：香港新太空经济的产业机遇》研究报告，已建议香港发展卫星、无人机、感应器等十大产业领域。

更重要的是，国家已把“商业航天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进一步提出：“香港可协助内地航天产业与全球市场对接，并提供科研、融资、风险管理及法律等专业服务”。特区政府已要求港交所检视上市规定，便利和吸引更多航天企业来港上市。种种迹象表明，发展太空经济，不仅对香港是产业转型的出路，更是对国家是战略功能的补充，可以形成一个“双赢”格局。

香港应聚焦产业链中下游

太空经济能振兴本地经济，改善香港民生，进一步提高祖国的影响力。所谓太空经济，是指那些与太空探索、太空科技发展、太空资源运用相关的经济活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若参考笔者先前的文章，若从产业链的技术结构出发，可将太空经济分为三部分：

上游——飞行器设计与动力： 含火箭、发动机等运载与推进系统。属于重资产、大场地、高投入环节，香港客观上不具备比较优势。

中游——航天器（卫星、太空站等）、卫星平台与载荷的研制： 载荷（有效载荷）是航天器上执行具体任务的仪器设备，包括相机、光谱仪、实验装置等。香港可以有所作为的正是载荷研发环节，因为其体积小、精度高、智力密集，不需要大面积试验场地，笔者亦已在《中国航天发展路上——香港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中讨论。

下游——数据应用与服务： 主要指卫星通信、导航定位、遥感数据服务，这亦是香港金融、AI、法律等优势产业可以直接对接的环节，得天独厚。

四大优势助力祖国发展

据香港技术研究院统计，香港AI产业2025年产值已突破380亿港元，集聚500家AI企业，具备处理航天数据的技术基础。这正是今年1月19日特首政策组举办的有关香港航天科技建设圆桌会议所讨论的主题。可见，香港不适合、不应该直接生产火箭，本港完全可以做“太空中的大脑和眼睛”，即聚焦于智能载荷研发与数据应用，借此切入祖国的太空经济大局。

至于为什么、凭什么是香港？在普通法体系与国际规则对接层面，特首政策组太空经济圆桌会议上已点出，香港可凭其成熟的普通法体系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太空金融与法律服务等领域发挥所长，服务祖国所需。举例来说，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可降低内地航天企业出海合规成本。在融资与资本市场层面，航天产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特征与香港资本市场的禀赋天然匹配。港股已有亚太卫星（01045.HK）、航太控股（00031.HK）等概念股，内地商业卫星企业国星宇航亦已递交香港的上市申请。在政策支持与国际化学术环境方面，笔者也曾介绍过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不再赘述。可见，香港在太空经济方面的优势不是“便宜”，而是政策、资本、制度、学术四大优势的堆叠，形成可以帮助到内地的巨大优势。

两地科研迈向系统共建

最后我们谈谈该怎么发展香港的太空经济。首先我们不能只看政策，要多关注本地的学术界正在哪些方向发力，我们的大学清楚地意识到人才培养是产学结合的第一步。202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宣布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合作，于2024年推出“航天科学与地球信息学及X双主修课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双主修本科项目，修读该项目的学生可在港中大（深圳）及港中大两校园各修读一个主修专业，期间在两校园轮换上课，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直接进行实习，积累实战经验，可供主修的方向涵盖航天工程、地球与气候科学、新能源科学、空间物理学、数据科学、地理资讯科学等。课程设计本身就是学术与产业结合的体现。

在研究生项目方面，在2026学年，香港理工大学开设“卫星工程理学硕士”课程（MSc in Satellite Engineering），课程涵盖卫星轨道动力学、航天器动力学与推进系统、卫星载荷与感测器设计等核心领域。理大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容启亮团队长期参与国家探月工程（嫦娥三号至六号），获2025年“世界航天奖”，展示了理大的学术与技术积累。理大也已与中科院合作建设太空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这标志着两地科研合作从“任务参与”迈向“系统共建”的重要一步。

轨道资源利用是香港强项

综上，笔者判断香港在太空经济有两大发展方向，分别是轨道资源利用与行星科学研究。

在轨道资源利用方面，低轨卫星频段遵循国际电信联盟（ITU）“先到先得”原则。但太空竞赛的本质不只是“抢地盘”，而是“比效能”。笔者以“单位轨道资源的利用效能”来形容在有限的轨道位置和频率带宽中，单个载荷所产出的科学数据量、商业服务能力或技术验证价值，简而言之，就是“低轨卫星频段性价比竞争”，不是比拼谁的卫星多，而是比拼谁的载荷更“聪明”，能用更少的轨道资源，做更多的事。考虑到载荷的智能化、轻量化、高精度，无一不是香港学术界的强项。无论是港中大“港中文一号”搭载的1米分辨率多光谱相机与DeepSeek大语言模型星载部署，还是理大团队为嫦娥六号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都体现了“小体积、高精度、大产出”的载荷设计理念，本港市民应该意识到这方面的优势。

香港能在太空经济方面为祖国做出非常具体的贡献。香港作为非常熟悉ITU规则和国际法律体系的地区，还可协助国家参与频率协调与规则制定。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已明确，香港将积极扩展通讯基建，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制度，推动未来6G应用。

行星科学研究走向“大科学”

在行星科学研究方面，近地轨道之外，另一条值得关注的路径是行星科学研究。其研究范式正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这是因为火星采样返回、月球科研站等任务已产生海量数据。香港在“大科学”上切入点有二。

首先是行星地质学研究（月壤分析），香港高校已深度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港中大牵头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共建“深空物质成分光谱探测联合实验室”，参与天问三号“激光外差光谱仪”研制。其次是行星车等仪器设备研制，港大太空研究实验室参与天问三号火星PEX光谱仪研制。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研发的多功能月面作业机器人，已进入航天器初样测试阶段。这些方向不需要大面积试验场地，技术迭代相对快，可承受长期、充足的研发投资——与香港的科研条件与融资能力高度匹配。

至此，开篇的三个问题已得到本文解答：香港为什么要发展太空经济？因为产业转型需要新引擎，因为太空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赛道，因为国家战略需要香港的独特功能。什么是太空经济？是一条从火箭到卫星、从载荷到数据的产业链，香港适合切入的是载荷研发与数据应用环节。怎么发展太空经济？通过高校培养人才、政府提供政策与资金、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三者形成闭环。三个问题指向同一个答案：香港完全可以做“太空中的大脑和眼睛”。当学术根基与产业路径真正交汇，香港就有机会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成长为“国际航天创新节点”。

作者郭祺是思哲研究所创科领域青年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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