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刘畅博士专栏

特朗普政府上周五（7月24日）正式对逾8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一轮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未能有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表面上，官方文件写的是60个“经济体”，实际上，因为欧盟27个成员国被打包视为单一经济体计算，若按国家和地区计算，真正被贴上“强迫劳动”标签的是全球86个。这86个经济体覆盖美国贸易额的99.4%，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四个在列（俄罗斯只因早已被制裁到几乎没有正常贸易而缺席），G20除美国自己以外集体上榜，亚非拉的穷国小国反而因为对美贸易量太小而幸免。

本质是关税战“换皮”

纵观本次关税新政的出台逻辑，全程充斥着政治操弄，毫无公允性与合理性可言。此前数年，美国长期炒作“强迫劳动”议题诬蔑中国，借不实传言实施产品禁令、实体清单限制等打压手段。但这一次，美方直接将这一套话语体系泛化为对所有顺差国无差别收割的万能理由：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无一幸免。细究名单不难发现，这8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一个高度一致的特征——对美国维持贸易顺差。所谓“强迫劳动”指控，自始至终没有配套详实、可核验的证据，没有具体行业、企业案例支撑，仅仅是美国单方面设定标准、单方面定罪、单方面实施惩罚。

究其根源，本轮关税是特朗普旧有全球关税政策的“续命方案”。早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大范围征收全球关税缺乏法律授权，相关措施被判非法。此后特朗普政府临时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为期150天的临时10%进口关税，该政策窗口期在7月24日到期。若想要延续关税工具，必须寻求国会批准，但当下国会博弈格局之下，提案通过可能性极低。为填补政策真空，第301条成为特朗普团队的“救命稻草”。与IEEPA和122条相比，301条具有三大优势：调查与裁决由USTR主导，无需国会批准；“不合理贸易行为”定义宽泛，可随意解释；总统拥有最终决定权。更重要的是，301条有长期判例积累，司法挑战门槛较高。

部分专家指出，301条“从未打算让总统全面重写关税表并实施永久性关税”，此次大规模、无差别的适用已明显越界。诉讼已在国际贸易法院提起，原告方——曾成功挑战IEEPA关税的Liberty Justice Center——指控政府不过是“从一项法规转移到另一项法规”，以维持被法院否决的全球关税制度。

“听话”换不来优待

新关税对不同经济体的冲击差异显著，对于日本、韩国等此前为换取关税减免而向美国作出巨额投资承诺的经济体而言，新关税无疑是一种讽刺。它们付出了高昂代价才将关税降至15%，在此基础上，如今日韩与中国同被加征12.5%。换句话说,那些去年不惜血本讨好特朗普的经济体,如今并未换来任何“优待”,反倒显得投资承诺成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公关表演。

对中国加征税率为12.5%，叠加原有最惠国关税后综合税率达22.5%左右。在中美多轮博弈后，新301关税在税率上并未进一步加码，中国外交部已明确表态反对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的单边措施。

边加关税边留缓冲空间

更加值得留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极具两面性的经贸操作，充分展现其交易型施政风格：一边高举大棒，大范围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征关税；另一边又刻意划出缓冲地带，为自身经济发展预留空间。为避免关税推高国内通胀，美国针对能源、基础食品品类设置关税豁免，降低民生压力。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层面的磋商持续推进，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推进规模约300亿美元商品的互惠关税削减计划。美方计划恢复部分中国商品最惠国税率，取消额外加征关税，清单涵盖农产品、家居、玩具、鞋服等低端消费品，医疗设备零部件、部分非敏感工业组件、烟花以及特定能源产品。

美国的核心诉求非常清晰，经过去年的贸易战，美国现在并不愿意推动全面经贸脱钩，而是希望借助极限施压争夺谈判筹码，在选择性维持经贸往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全面脱钩不符合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利益，持续性大范围关税又会擡高通胀，因此“边施压、边谈判、选择性开放”成为最优策略，这也完全契合特朗普一贯的谈判模式。

战略定力让中国不败

面对特朗普变幻莫测、法理站不住脚的关税游戏，战略定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回顾过去1年多,中国是唯一对美国实施真正对等反制的经济体,这份底气正是今天能在关税重组中处于相对有利位置的关键。中国出口结构已更加多元，对美依赖度下降；同时美国企业界有动力推动关税减免，形成自下而上的制衡力量。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关税本身，而在于美国将贸易与人权议题深度绑定的长期战略——这需要我们在国际舆论场持续揭批其双重标准，在具体产业上加快供应链韧性建设。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是一场注定难以持久的战略内耗。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背离多边规则、违背经济规律、透支国家信用的单边措施，终究难以持久，最终只会反噬其自身。对中国而言，坚持多边主义，持续稳固产业链优势，稳步拓展多元化海外市场，同时以理性务实姿态开展经贸对话，守住自身发展节奏，便是应对外部政策波动最好的方式。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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