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颕灏专栏

近日大学联招（JUPAS）放榜，24名文凭试状元之中，21人选择披上白袍，入读医科课程。这幅画面香港人太熟悉了：年年放榜，最顶尖的脑袋几乎毫无例外，一律奔向医科。中大取录12名状元，全数入读内外全科医学士；港大取录的12人亦有9人选医，余下3人走向政治学与法学双轨。唯一“离群”的，是女拔状元程熹——她决定负笈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电脑科学。换句话说，愿意把顶级成绩押注在创科、基础科学的，近乎绝迹。“状元齐入医科”的现象，表面上是个人职业选择，深层次却反映了香港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风险偏好的集体倾向。香港最出名的竞争能力，从来不是医科，而是金融、法律与贸易，或是我们寄予厚望的未来创科。这是否一场集体的人才错配？我们把最聪明、最有潜力的大脑，大规模导入一个以本地服务为主的行业，最终会否形成一种“赚香港人钱”的社会内噬？

香港还差逾一万名医生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的官方公布，截至2024年3月底，今日香港每千名人口约有2.1至2.16名医生，仍明显落后。根据新加坡卫生部最新公布的官方统计，截至2024年，新加坡每千名人口对应的注册医生比例已达2.9名，与日本、韩国相近，同在亚洲位居前列，明显高于香港；但与经合组织（OECD）2023年平均每千名人口有3.9名医生相比，仍有一段距离。按此计算，香港若要追上新加坡每千名人口有2.9名的标准，需额外净增加约5,640名医生；要达到OECD每千名人口有3.9名的国际平均水平，更需额外净增加约13,260名医生。这些数字反映出香港医疗人手与国际标准存在显著差距。

2019年，团结香港基金时任总编辑廖美香撰文警示，新加坡在医生抢才上灵活进取，从2008年每千名人口仅1.62名医生反超前香港，靠的就是大举吸纳非本地培训医生，提供有条件注册、免试转正的清晰阶梯。反观香港，执业试关卡重重，免试来港的医生只能困在公营体系，前景不明，令人才却步。廖美香尖锐点出：“没有充足医生人才，医疗服务难言质素。”笔者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认为香港却背道而驰——不在国际上“抢人才”增加医生数量，反在内部“抢尖子”维持质素幻觉，根本没有解决人手短缺的主要矛盾。

状元学医救不了人手缺口

表面看，状元争相学医正好填补人手缺口，实情却藏着更深的体制矛盾。香港医疗的真正症结，不单是“缺人”，更是极致的“错配”。目前，香港公营与私营机构的医生分布比例约为45：55，但这个人手布局与服务量严重脱节——仅聘用四成多医生的公立医院，却必须承担全港高达90%的住院专科病人；而坐拥五成半医生的私营市场，却仅承担10%的住院服务。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公院工作量极度沉重、专科轮候动辄过百周，最终逼使大批具经验的骨干医生流向私营市场，陷入愈缺人、愈流失的恶性循环。

更值得忧虑的是，当这班考获多科5**的顶尖精英，为了安稳高薪而将生涯牢牢锁定在医科，最终随波逐流地流向私家诊所、服务富裕阶层时，便延伸出另一个宏观悲剧。我们的体系只能培养出优秀的“临床医生”，至今未曾出过一位拿到医学诺贝尔奖的医学家。最顶尖的智力资源，非但无法转化为影响世界的医学突破，甚至连本地公营医疗的基石也无法巩固。这种人才与资源的双重错配，既无助于解决基层大众的就医困境，更让香港最优秀的大脑陷入了忙于赚取本地人钱的“内循环”，彻底失去带动高增值医疗科技产业、向外输出竞争力的宏观格局。

应有序引入海外医科毕业生

对比之下，金融、法律与贸易是香港的生招牌，而创科则是我们希望挣来的未来。这些领域需要突破性的头脑、敢于冒险的基因，偏偏我们的考试状元在18岁就把自己的可能性，压缩在一张医科文凭上。这不是说医科不重要，而是当整个社会的精英选科呈现高度单一化，便反映出一种集体焦虑与路径依赖：与其在不确定的创科赛道搏杀，不如考进医科稳稳锁定上流阶梯。结果，香港最珍贵的人力资本，持续流向一个尽管高尚却相对封闭的服务行业，真正需要颠覆性人才的创科土壤，长期营养不良。

我们并不需要最好的人才去做医生，我们是需要足够的人才做医生。医生人手荒，本质是数量的问题，而不是“尖子不够”的问题。我们缺的是数以千计能分担公营医疗压力的称职医生，而非一定要用满天星斗的状元去填充。要解决医生荒，参照新加坡经验，大胆而有序地引入海外医科毕业生，提供透明、合理的考牌与注册路径，远比年年指望那20几个状元来得实际。

放下“尖子必读医”集体执念

增加医生数量会否拖低医疗质素？新加坡的经验提供了有力参考。根据新加坡医药理事会发表的官方年度报告，当地医疗投诉率在过去10多年持续下降。2008年，新加坡曾录得每千名医生高达16.2宗投诉的历史高位；到了2022年，新收投诉个案下降至87宗，每千名医生投诉率大幅稀释至约5.5宗；2023及2024年进一步维持在每千名医生约5宗左右的低水平。这一长远跌幅，正是因为医生总数大幅增长扩大了基数，加上投诉处理机制持续完善，而非牺牲质素。

新加坡近年平均每年引入约550名海外培训医生，其中约200名为回流的本地公民，根据新加坡卫生部在国会公布的5年期数据，累计有2,780名海外培训医生获得新注册。在新加坡整体的注册医生中，海外培训医生高占约40%比例，成为其医疗团队的骨干力量。反观香港，即使自2021年修改《医生注册条例》放宽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进展仍然缓慢。根据医务卫生局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全港仅有161名非本地培训医生循“特别注册”途径在公营医疗机构执业，连同有限度注册等其他渠道，在港执业的海外医生总数亦只接近300人。这对于数以千计的医生缺口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放过那些状元吧，或者说，放过这个社会对“尖子必读医”的集体执念。当最顶尖的大脑愿意流向物理、电脑科学、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这些能为香港赢得下一回合全球竞争的领域，我们才有机会孕育出香港的诺贝尔奖得主，而非不断把最好的人才，放进一个赚香港人钱的内噬循环。有人才而无出口，繁华终将内耗殆尽。今天放榜的数字，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不敢正视的人才错配。

作者黄颕灏是元朗区议员、民思政策研究所社区事务总监、环保公司董事。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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