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坊间长年对香港定位争论不休：香港究竟是城邦、国际化门户，还是一座内地化城市？分歧根源，在于大众对香港的核心属性存在认知偏差。本文跳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出全新核心论断：香港既非城邦，也不是传统概念里的普通城市；它的真实本质，是由国家授权、专责承接内外流通业务的跨境功能市场。

本系列以“是市非城”作为完整分析框架，立足“一国两制”宪制基础，界定香港作为授权枢纽市场的根本属性；透过时间沉积、扇形空间模型两套工具，拆解香港百余年功能演进规律，以及内外平衡的生存逻辑；同时依据《基本法》条文，回应身份归属、2047等市民普遍挂心的议题。必须说明，本文将香港定义为“市”，丝毫没有贬损意味，只为搭建一套更理性、立体的观察视角，重新解读香港。

香港的本质是什么？

坊间流传两种最常见说法。

第一种：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享有高度自治权。这段表述法理完全正确，却过于冰冷。它只交代法律身份，没有解释香港独特的社会本质。

第二种，将香港视作“城邦”。这一观点过去广为流传，除了存在宪制层面的根本性偏差，本身逻辑也有重大漏洞：它只抓取独立司法、关税、自行发行货币等表面特征，完全忽略香港一切自治权背后的主权底座。

本文认为，香港并非城邦，而是一处“跨境功能市场”，简称“市”。“城”是以公民身份、完整主权归属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市”则以居民参与、跨边界流通作为核心的功能载体。纵观香港开埠近180年的历史、现况与未来发展，唯有放在“市”的分析框架之下，所有现象才能得到精准解释。

六大维度证实香港“是市非城”

广义上的“市”，是买卖双方开展商品、服务交易的场所与运行机制。香港这座市场具备独特属性：设立于中国领土之上，专门对接全球资本与内地庞大市场，实现高效交易。它属于依附国家主权、承担跨境流通功能的载体，存续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制度授权；日常运作围绕跨制度边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资讯流展开，权利分配全程遵循法治契约原则。

这一定位近似Saskia Sassen提出的“全球城市”理论，但经典全球城市依托本土固有主权支撑，香港的主权来源则是中央授予；观点亦与Douglass North、张五常等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相通，只是Douglass North的研究聚焦单一国家内部制度演化，香港则专门处理跨两套制度之间的交易活动。

综合来看，香港是“授权型全球城市”：由主权国家授权、以跨境经济功能为核心的区域节点，其发展由三项关键变量决定：S（主权供给强度）、B（制度融合深度）、A（国际开放广度）。

透过六大维度逐项对比，能清晰区分“市”与“主权城邦”，证实香港的市场属性。

1. 身份标准：居民对比公民

城邦以“公民”为核心主体，公民持有完整政治权利，身份具备排他性。市场以“居民”为参与主体，居民权利来自居住事实与市场贡献，身份相容多元群体，不存在门槛式排他。《基本法》全文只使用“居民”、不见“公民”，正是宪制层面经过精细考量的制度设计。

2. 权力来源：中央授权对比固有主权

城邦的治理权源于自身完整主权，以新加坡为例，军队、外交、货币发行权，都是主权天然附带的权力。香港各项自治权，包括独立司法、关税自主、自行发行货币，全部源自《基本法》明文授予。

3. 危机兜底：国家担保对比自体存续

城邦遭遇经济、社会危机，依靠自身储备与资源自救，例如新加坡调动本国外汇稳定市场。香港历次重大危机，都由国家主权兜底。1998年若缺少中央全力支持，联系汇率难以守住；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同样依靠内地物资、检测、疫苗全方位支援，本地医疗体系才得以维持运转。

4. 核心目标：交易效率对比政治实现

城邦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整体诉求。香港所有制度设计，核心追求只有一项：压低跨境交易成本。普通法、低税制、资金自由流动等特色安排，全都服务这一目标。

5. 开放程度：双向开放对比边界防御

主权城邦会设置对外壁垒，实行严格移民管控、关税保护。香港作为市场坚持双向开放，一边对全球资本、人才敞开大门，一边维持和内地紧密的制度连接。

6. 管治逻辑：行政效率对比全民民主参与

城邦治理的核心逻辑，是扩大全民民主参与。香港治理优先保障行政效率与法治稳定，完备的普通法体系、高效公务员团队、专业监管机构，都是市场稳定运行必备的基础设施。

香港在上述六大维度，全部契合“市场”特征，因此本文断定香港“是市非城”。

“因市而兴”证实香港是“市”非“城”

香港的发展起点，是1842年英国占领后开设自由港。

但自由港仅是“市场”最基础的形态，功能只局限于货物自由进出。真正让香港成长为成熟跨境市场的，是后续一层层叠加的制度配套：普通法搭建可信的契约环境，资金自由流动吸引全球资本汇聚，简单低税制压缩企业营运成本，独立司法长期累积跨国市场信任。

回归之后，香港的市场功能持续升级。CEPA实现港产货物零关税输入内地；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打通两地金融市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落地，进一步拓宽香港专业服务的应用场景。香港就此从区域小型自由港，成长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的关键跨境功能市场。

支撑香港百余年繁荣的核心驱动力，是持续降低跨制度交易成本，这也是一切市场运行的根本逻辑。

城邦想像，止于宪制截断

既然香港本质是市场，为何过去一段时间，社会曾滋生“城邦”式想像？

上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增长，跻身亚洲四小龙；80年代粤语文化蓬勃兴盛，港产影视、粤语歌迎来黄金期，由此慢慢培育出大众口中的“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一套政改方案：废除立法局委任议席，功能界别选举设计近乎等同全面直选，区议会实现全直选。这套举措的底层逻辑，是把香港从殖民地行政架构，悄悄改造为一套准城邦代议体制。

中方并未在1992年直接叫停这场政改，原因是过渡期内，香港治权仍由英方掌握。但中方从宪制根源上，彻底否定这套体制的延续资格。1993年，中方明确表态：1995年选出的末代立法局，无法透过“直通车”直接过渡为特区首届立法会。1996年，特区筹委会另行设立临时立法会。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特区立法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重新搭建，末代立法局的议席架构、全部宪制效力同步清零。

港英政府在1992至1997年试图将香港推向城邦发展路线，最终透过国家层面的宪制安排彻底截断。这段历史，反向佐证香港先天不具备城邦属性，核心定位只能是跨境功能市场。

香港从来不是独立城邦，而是一套以跨境交易效率为优先、由国家授权运行的开放市场。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两地企业家，曾在大陆媒体任职十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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