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2026年5月至7月，本港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3.7%，总就业人数仍录得轻微增长。然而，同期25至29岁青年失业率升至5.7%，涉及逾1.8万名正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年轻人。这并非一般毕业季节造成的短暂波动，而是院校衔接职场的第一道门槛正在收窄。当整体经济增长、资产市场气氛改善，而青年却更难取得稳定的第一份工作时，问题已不只是职位是否足够，而是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岗位能否承接新一代劳动力。

青年职场入口已大幅被AI替代

零售、制造及物流相关行业成为青年失业较集中的领域，反映多重结构压力正在同时出现。零售与餐饮受本地消费模式转变、旅客消费习惯改变、租金及人手成本高企影响，前线职位扩张空间有限。制造、进出口贸易及相关文职工作的收缩，则是本港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传统中介、“跟单”及行政支援岗位在区域供应链重组下逐步减少。物流、资讯通讯及客户服务等行业虽属现代服务业，但不少初阶工序已被自动化系统、AI客服、智能排程及资料处理工具取代。

这些职位过去未必属于高薪厚职，却是青年理解商业运作、建立职场纪律、累积人脉及形成专业信用的重要入口。若入门岗位持续萎缩，受影响的便不是个别行业，而是整体青年向上流动的基础。职涯金字塔的底层若缺乏承托，年轻人便更难由初阶工作累积经验，进而晋升至具更高技术与管理含量的职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全职空缺亦明显下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资料，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由2022年约8万个，跌至2025年约3.1万个。2026年首季提供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仅约6,800个，较去年同期再跌约14%。行政类初阶职位在过去三年跌幅接近90%，资讯科技与编程相关的入门职位亦显著减少。这说明青年就业压力并非只存在于低技术行业，也正延伸至白领及专业服务的起点。

“先入职再学习”模式行不通

AI的影响，最先切入的往往不是整个职业，而是职业内部可被标准化的工序，包括文件整理、简报制作、初步资料分析、程式码草拟、客户查询分类及市场资料搜集。换言之，过去青年可以透过“先入职，再学习”逐步成长的模式，正被“入职前已须具备可用技能”的新要求取代。企业不再只重视学历本身，而更看重求职者能否即时运用工具解决具体工作问题。

因此，将青年就业困境简化为“AI抢走饭碗”并不准确。AI真正暴露的，是教育供应与产业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错配。本港青年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但不少大学课程仍过份偏重概念讲授及考试评核，未能充分训练学生把AI工具应用于销售、合规、营运、金融风控、法律文件、物流流程、跨境电商及客户管理等实际场景。企业需要的，是能结合技术、行业知识及判断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只懂理论或只会操作工具的人。

但这并不代表本港青年没有出路。AI时代真正稀缺的，并不是只懂输入指令的人，而是能结合行业理解、逻辑判断、沟通能力、风险意识及技术工具的人。近年市场已出现AI产品专员、AI方案工程师、AI自动化专员及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相关职能，部分初阶职位月薪可由两万元起步。这类工作的核心是管理、审核及训练AI，使其在商业场景中产生可靠结果。

抢占AI无法独立完成判断位置

对本港青年而言，真正的职业保障不在于抗拒科技，而在于把自己放在AI无法独立完成最终判断的位置。合规审阅、客户策略、跨文化谈判、数据解读、品牌叙事、流程重组及人机协作设计，均需要技术之外的人类判断。未来职场最有价值的能力，将不只是完成任务，而是判断任务是否正确、结果是否可信，以及如何把技术成果转化为商业或公共价值。

因此，本港需要的并非现时零散的职业培训课程，而是更完整的职业培训制度改革。新加坡SkillsFuture的经验值得参考，其将再培训视为人力资本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补习”。凡年满25岁的新加坡公民可获500新元（约3,000港元）作进修用途。40岁以上公民更可获额外4,000新元支援（约24,500港元），用于具就业导向的专业课程。此制度传递的讯息清晰：转型不是失败后的补救，而是“打工仔”在职涯中应有的正常权利。本港亦可考虑将持续进修基金、雇员再培训局、职业训练局、大学微证书、青年就业计划及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重新整合，建立可累积、可转换、并能获雇主承认的“技能户口”。

新加坡制度另一个值得借鉴之处，是正视进修期间的收入损失。40岁以上人士修读合资格全日制课程，可获每月最高3,000新元（约18,500港元）培训津贴，最长可达24个月。其政策逻辑十分务实，若政府只鼓励“打工仔”增值，却不处理租金、家用、交通及日常开支，进修便会成为较高收入群体才负担得起的选项。本港青年同样承受生活成本压力，若要鼓励他们由收银、文书、客服及初阶编程转入AI应用、绿色金融、智慧物流、银发服务及跨境营运等新工种，便可研究设立青年转型津贴，并以完成课程、实习时数、面试参与及就业结果作为发放条件。

应借鉴新加坡职业再培训模式

此外，新加坡Jobseeker Support Scheme为非自愿失业者提供六个月内最高6,000新元（约37,000港元）短期援助，但援助并非单纯“派钱”，而是连结培训、职业辅导及积极求职。这对本港具有重要启示。青年若长期失业，雇主往往会因履历空白而质疑其能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公共政策若能在失业初期介入，安排能力评估、指定技能单元、模拟面试及企业短期项目，便可把失业时间转化为能力重建时间。这比“事后救济”更具成本效益，也更能保障青年在劳动市场中的实质平等。

Career Conversion Programmes亦值得本港研究。新加坡采用先聘请、后培训的模式，政府向雇主提供薪金支援，标准可达月薪70%，成熟或长期失业人士更可达90%，并配合课程费资助。这种制度的重点，是把雇主纳入培训责任，避免学员完成课程后仍没有职位承接。本港若要推动青年转型，不能只要求青年自行报读课程、考取证书及投寄履历，而应鼓励企业提供AI营运助理、数据流程助理、智慧零售专员、合规科技助理及跨境电商营运员等受薪转换名额，再由特区政府按留任期及培训成果提供支援。

当然，本港亦具备自身的制度优势。特区政府近年推动创科、北部都会区、数字经济、人才引进及大湾区青年就业，方向大致清晰。下一步的关键，是把宏观产业政策真正落实到青年踏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每个大型创科园区、公共数字化工程及政府资助项目，都可纳入青年实习、职位转换及技能认证的要求，使公共投资同时创造具体的就业入口。

本港最需要避免的，是让青年在漫长等待中失去信心，也让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放弃培育新人。AI的确会取代部分工种，但不应取代人。市场会筛选能力，但公共政策应提供重新取得能力的桥梁。若特区政府、院校、企业与青年能共同把当前的失业压力转化为技能重建的契机，本港便不仅能纾缓青年失业问题，更能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本地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培养一批既懂科技、懂制度、懂市场，也懂人的新型人才。真正的“荀工”，不是等待他人留下的空缺，而是青年凭学习、纪律与勇气，在新经济中亲手开拓的位置。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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