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刘畅博士专栏

全球发达经济体正集体陷入低生育困局，东亚城市更是重灾区：香港总和生育率仅0.84，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新加坡的情况和香港类似，2025年生育率只有0.87，为了扭转生育率下滑态势，近期新加坡推出全新“SG养儿育女配套”，一改过去“重奖多孩”的政策逻辑，转向普惠性、全周期的生育成本兜底，新加坡政府明言，是时候由“奖励生育”转向“为所有家长提供有保障的经济支持”。这一转向，对同属低生育率地区的香港，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走出一条结合自身禀赋、平衡本地生育与人才引进的人口发展之路。

发达经济体皆面对低生育率困境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显示，全球已有131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东亚更是深陷“超低生育率陷阱”：韩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0.72、2024年略回升至0.75，政府更在2024年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日本2024年为1.15，出生人口跌破69万；新加坡2025年创下0.87的历史新低，全年出生仅29,864人，独立以来首次跌破三万。即使是北欧、法国等传统上生育率较高的欧洲国家，亦只在1.4至1.8之间浮动，无一达到2.1的更替水平。

发达地区普遍面对同一组结构性问题：教育与职场竞争激烈、楼价与居住成本高企、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而延迟婚育、育儿责任长期落在家庭（尤其女性）肩上。生育不再是“经济负担”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对家庭是否友善的综合反映。发达经济体面对的，是同一幅“少生、迟生、不婚、人口老化”图景。

新加坡新政从源头托住生育意愿

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布的“SG养儿育女配套”，2027年4月1日后出生的公民孩童，从出生至17岁可累计获得约7万新加坡元（约合43.2万港元）的资助，涵盖五大板块：出生后12个月内发放1万元诞生礼、1至16岁每年2,000新元养儿补助、5,000新元儿童培育户口起步津贴、最高5,000新元的政府配对储蓄，以及17岁时1万新元的中学后教育户头补贴。

这一政策取代了实施20多年的婴儿花红与多子女家庭计划，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孩次差异，每一名公民孩童都能获得同等资助，真正实现“生育即有支持”。这一转向背后，是新加坡对低生育规律的深刻认知：过去的政策假设家庭会因为额外奖励选择生第二、第三胎，但现实是越来越多年轻家庭连第一胎都顾虑重重。普惠性支持虽然单孩投入增加，但能更精准地击中首育的经济顾虑，从源头托住生育意愿。

更关键的是，新加坡的育儿支持不是孤立的现金政策，而是与组屋优先申请、公立托育扩容、育儿假延长形成组合拳，既解决“钱”的问题，也解决“时间”和“住”的问题。这种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正是新加坡新政的核心。

香港托育服务不足派钱于事无补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开放型城市经济体，同样面临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低生育率的挑战，但两地的社会结构、产业基础与人口禀赋存在根本差异，注定香港不能简单复制新加坡的政策路径。但有一项落差，无法用“情况不同”解释过去，那就是托育。托育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能减轻父母辛劳，更因为它同时连接生育信心、妇女就业、家庭收入和社会劳动力。孩子出生后若有可靠、可负担、时间合用的照顾，父母才不必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项做不好，派多少现金都补不回生育信心。

全港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合共约36,000个，其中资助名额仅约9,000个，其余按市价自付；专为零至三岁提供全日制照顾的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名额更长期只以千计，使用率居高不下，部分地区至今仍未设有这类中心。于是双职父母要么倚靠祖辈，要么聘请外佣。这样就造成了香港不少家庭真正依靠的“托育系统”其实是外佣。截止目前，本港约有36.8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占本地劳动人口近一成。政府统计处2023年数据显示，育有年幼子女的已婚妇女，家中聘有外佣者的劳动市场参与率高达82.3%，无外佣者只有45.6%。换言之，没有外佣，很多妈妈根本出不了家门。

问题是，动辄每月四、五千元的外佣薪金，把托育成本“私有化”地转嫁到家庭头上，只有聘得起外佣的家庭才能照常双职，聘不起的基层家庭，就只能妈妈放弃工作。这是一个隐形、昂贵且不公平的“托育双轨制”。托育责任被外判给家庭自身的资源条件，而非由制度承担——有长辈帮忙、请得起外佣的，生得起；没有的，就只能不生。

托育不是福利是提升劳动力政策

反观新加坡，婴儿照顾容量已增至原来约三倍；政府支援学前名额到2025年底足以服务约八成学前儿童。新安排提出到2030年把政府支援中心的全日幼儿及婴儿照顾费分别降至每月150和300新元，同时增加婴儿名额、培训照顾人员。政策把“有位、付得起、用得上”放在一起，才真正降低生育的日常风险。新加坡的新政重点正是观念的变化，托育不是福利，是劳动力政策。有可负担、可预期、就近可达的托育，年轻父母才敢生，母亲也不必在职场与育儿之间二择其一，社会有效劳动力才不会被无声消耗。

值得肯定的是，香港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而且近年一直增加投入。由2026/27年度起，三年内将增设15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到2029年底新增约1,500个零至三岁名额，并优先增加零至两岁服务。2024/25及2025/26年度约22,400宗个案获全额津贴；经审查的学费减免，2025/26学年零至两岁及两至三岁每月上限亦达6,745元和8,376元。这些措施反映政策方向正在由单纯鼓励生育，逐步延伸至出生后的实际照顾。

生得出、有人顾、养得起、住得下、做得到事

这是良好开始，却不足以应付整体需求；下一步应由零散项目走向一套可量度的“托育保障”，分区公开零至两岁及两至三岁名额、轮候时间、实付费用和服务时段，并为幼儿工作员和社区保姆建立认可培训、合理薪酬与晋升阶梯。政策成效也应看母亲产后复职率、父亲使用育儿假比例，以及家庭有否因照顾而被迫缩减工时。在既有基础上，把托育的政策优先次序再向前推一步。因为真正影响父母是否敢生、能否继续工作的，往往不是出生时收到多少钱，而是孩子出生后能否找到可靠、可负担、时间合用的照顾。

新加坡作为独立国家，人口补充只能依赖本地生育与国际移民；而香港背靠祖国内地，拥有庞大的人才池与市场空间，同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全球人才有天然吸引力。这意味著香港的人口政策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可以通过人才引进快速补充劳动力。香港要基于此，构建“本地生育托底+人才引进增效+产业空间承载”的三位一体框架，人口政策不是用移民取代生育，也不是用派钱取代服务。只有让家庭相信“生得出、有人顾、养得起、住得下、做得到事”，城市与家庭之间的长期契约才真正成立。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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