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香港法律界当前真正面对的课题，不是如何守住既有优势，而是如何创造新的制度价值。在国家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涉外法治建设的背景下，法律不应再被视为单纯维持秩序的制度安排，而应被理解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由此出发，香港有必要跳出本地法律市场的框架，从全球法律服务产业发展的角度，重新思考自身的功能定位与战略角色。

新加坡让法律成为国家竞争力

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尤其值得香港法律界讨论。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建立高效而可信的法律制度，更在于透过国家战略引导、产业政策支持、国际商业网络连结及人才制度建设，将法律服务塑造为高增值、国际化的战略产业。这说明法律并非只是保障市场运作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强化国际影响力，以及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的重要载体。

新加坡法律服务业的崛起，不能只单纯归因于廉洁政府、高效行政、司法独立与《普通法》传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较早意识到，法治若只被理解为社会秩序的底线，便只能发挥防御性功能。唯有把法律制度、法律人才、争议解决平台与国际商业需求结合起来，法律才会由制度保障转化为国家竞争力。新加坡政府没有把法律视为法院内部的专业事务，也没有把律师行业看作单纯的本地职业市场，而是逐步将法律服务纳入国家经济布局，使法律成为吸引资本、汇聚人才、连接区域商业活动及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新加坡建国之初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套能够支撑国家生存与经济发展的法律秩序。作为资源有限的小型经济体，它不能依靠庞大的内需市场或天然资源，而必须以制度可信度换取国际投资者的信任。因此，早期的新加坡法律政策重点，并不在于发展国际法律产业，而在于建立清晰、稳定、可执行的商业规则。契约能否迅速执行，财产权能否受到保护，商业纠纷能否得到专业处理，实际上决定了外资是否愿意把新加坡作为区域营运基地。法律在这阶段的角色，是为制造业、金融业、贸易和港口经济提供制度地基。

改革源于司法体系沉重压力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司法体系已面对明显压力。当时高等法院积压超过2,000宗待审案件，若不改革，案件排期可能延至3年或更久，部分案件甚至需时5至10年才可处理完毕。这种延误对任何希望成为金融和商业中心的经济体而言，都是沉重的制度成本。其后，新加坡政府推动民事程序改革，加强法院案件管理，重视审理效率、结案速度及程序纪律，逐步清理积案，并建立起获国际商业社群认可的司法高效率形象。

然而，司法效率的提升只是第一步。当法院能够有效服务本地经济后，新加坡政府开始思考另一个更具战略性的问题：既然全球商业活动日益跨境化，法律服务能否像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和专业管理服务一样，成为可以输出的高附加值产业？在这思路之下，法律不再只是市场运作的背景条件，而是市场本身的一部分。企业不一定要在新加坡生产或投资，却可以选择在新加坡签订契约、适用新加坡法、聘用新加坡律师、在新加坡仲裁，或让新加坡法院处理国际商业争议。法律由此成为跨境商业信任的出口产品。

这种转变并非突然发生。新加坡早在1986年加入《纽约公约》，1991年成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1992年允许外国律师参与以新加坡为仲裁地的程序。这些安排表面上属于仲裁制度改革，实际上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对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判断：若要吸引跨境争议，单靠本地法院并不足够，还必须提供国际商界熟悉、灵活、中立且可执行的争议解决机制。仲裁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使一个城市能够承接与自身没有直接地域联系的国际纠纷。

选择性自由化确保有底线开放

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的法律发展呈现更清楚的产业政策特征。新加坡政府不再满足于让市场自然成长，而是通过牌照、机构、空间、人才和国际推广，把法律服务业视为需要培育的专业生态系统。2008年推出的合资格外国律师事务所制度，便是代表性例子。该制度允许获批的外国律所在特定范围内提供新加坡法律服务，同时保留刑事、家庭、一般本地诉讼等较具本土公共属性的领域予本地法律界。这不是全面开放，也不是封闭保护，而是选择性自由化(Selective Liberalisation)：用国际机构带来业务流量，用监管边界维持本地法律主体性，并用高端业务训练本地人才。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发展，进一步展示了法律服务的产业乘数效应。仲裁中心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而是跨境商业信任的聚合平台。一宗大型仲裁案件所带来的，不只是仲裁费用，还包括律师、专家证人、估值顾问、翻译、法律科技、酒店、会议服务及商务往来。当仲裁案件在某一城市形成稳定流量，便会吸引更多专业机构进驻，继而强化该城市作为法律服务枢纽的地位。Maxwell Chambers的出现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新加坡把争议解决视为需要实体基建支撑的产业，透过高质量平台聚集全球专业流量。

2015年成立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则标志着新加坡法律产业政策由仲裁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商业诉讼。这显示新加坡并不把法院视为纯粹处理本地纠纷的国家机关，而是把法院制度本身转化为国际商业社群可选择的争议解决产品。当外国当事人愿意选择某一地的法院处理商业争议，反映的不是单一案件偏好，而是对该地法律文化、法官素质、程序设计和执行能力的整体认可。

香港更要发挥好桥梁作用

从治理角度来看，新加坡模式最吸引之处，在于它把法治国家的可预测性与发展型国家的主动规划结合起来。法治提供可信度，产业政策提供方向感。司法专业维持中立，政府规划创造市场条件。外国律所带来全球网络，本地制度则保留核心控制。其成功绝不应被简单复制，因为它依赖城市国家的集中治理能力、《普通法》背景、英语优势、多元宗教及民族、金融中心基础及政策执行文化。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某一机构形式，而是其背后的战略认识：法律服务的竞争，表面上是律师与律师或律师行与律师行的竞争，深层却是制度供给能力、国家组织能力与国际连接能力的竞争。

因此，新加坡由法治走向产业的历程，给香港提出了重要启示：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亚洲资本流动加速、跨境商业争议日益增加的时代，法律中心不会自然形成，而必须由清晰的国家定位、可信的司法制度、开放而有边界的专业市场，以及能够承接国际业务的基础设施共同塑造。

对香港而言，真正值得深思的从来不是是否具备法律优势，而是如何把既有制度基础转化为服务国家发展、联通国际市场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能力。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以及全球唯一中英双语运作《普通法》体系的国际法律中心，香港兼具内地市场腹地与国际网络优势，拥有独特而难以复制的发展条件。在国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涉外法治建设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进程中，香港法律界的关键任务，正在于发挥连接不同法律制度、商业规则与市场体系的桥梁作用。未来能否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法律中心地位，取决于法律服务能否突破传统支援功能，发展成具全球影响力的高端专业产业。唯有如此，香港的法治优势方能真正转化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并在国际规则塑造与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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