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开学两星期，已有多宗学童轻生悲剧，教育局却将情况概括为学生面对“开学适应期”的困难。这种说法看似平常，实际上却有淡化危机之嫌。没有人否认开学对部分学生会带来压力，但当接连有孩子以生命发出求救讯号，政府若仍以例行的“适应问题”回应，便反映当局未有充分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教育局的责任，不是为现象找一个听似合理的标签，而是立即检视校园支援是否足够、及早辨识机制是否失效，以及有多少学生正在压力中孤立无援。

悲剧不应被正常化

每年开学，学生要重返课堂、面对功课、测验、人际关系与升学压力，确实是一段较脆弱的过渡期。但正因为我们早已知道这是高风险时段，政府更不应以“开学适应”作为解释，更不能把它变成对连串悲剧的常规化描述。

如果社会习惯了在开学初期听到学生轻生消息，然后只说一句“大家要关心学生情绪”，便等待风波过去，这种冷处理正是最令人忧虑之处。每一宗个案背后，都是一名曾经努力适应、曾经希望被理解的孩子；也是一个可能早已有迹可寻、却未能及早接住的求助讯号。

我们不能再只在悲剧发生后表示惋惜，而要问为何孩子会觉得没有出路？为何他们身边的大人、学校与制度，未能在最困难的一刻提供足够支援？

压力来自整个环境

学生的情绪困扰，从来不只是“抗压能力不足”。近年教育环境出现不少不稳定因素：学校面对收生不足、缩班甚至杀校压力；教师要兼顾行政、教学、照顾学生需要；家长忧虑子女前途；学生则在学业竞争、人际比较和家庭期望之间挣扎。

当学校本身也承受资源与人手压力，前线教师即使有心，也未必有足够时间和专业能力，持续跟进每一名情绪受困的学生。现时学校的社工、教育心理服务及教师支援固然重要，但需求已远远超过现有承载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学生的困扰未必会直接说出口。有些孩子表面如常上课、交功课，内里却可能长期失眠、害怕返学、感到自己无用，甚至出现自伤或轻生念头。若学校只靠学生主动求助，很多最需要协助的孩子，可能早已被遗漏。

应急支援机制三步走

教育局不能只发出一般性指引，要求学校“加强关顾”。面对开学初期的高风险时段，政府应立即启动有力度、有资源的应急支援机制。

首先，应在短期内为有需要学校外聘非牟利机构的社工、辅导员及临床心理学家，让学校有额外人手进行个案评估、危机介入、家长支援及后续转介。这不是把责任推给社福机构，而是政府必须承担资源配置责任，补足校内专业支援的缺口。

其次，教育局应要求分区人员主动联系及探访学校，了解各校在学生情绪支援、人手调配及危机处理方面的实际困难。政策不能只停留在通告和会议纪录，必须走进校园，听见校长、教师、社工、家长和学生的真实处境。

再者，学校应在开学首一两个月，采取更主动、非标签化的方式了解学生状况。例如透过班主任活动、小组游戏、匿名情绪问卷或生活适应评估，及早辨识高危学生。重点不是为学生贴上“有问题”的标签，而是让他们知道，情绪困扰可以说出来，求助不是软弱。

家长是孩子的同行者

许多家长同样承受压力，既担心子女成绩，又害怕自己“做得不够”。然而，孩子在开学初期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催促，而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不怕被责备的空间。

学校应善用家长会和家长教育活动，邀请社工、心理学家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向家长提供实际技巧，包括如何辨识孩子情绪转变、如何开启对话、何时需要寻求专业协助，以及在孩子表现失常时如何先关心、后处理。

家长也要明白，成绩下跌、抗拒上学、突然沉默、长期疲倦、失眠、与人疏离，甚至谈及“不想活”“消失便好了”等说话，都不应被视为一时任性。与其急于批评孩子不努力，不如先问一句：“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这一句真诚的关心，可能就是把孩子拉回来的开始。

从危机处理走向制度改革

政府应在未来一至两个月内，联同教育、社福、医疗、心理学及家长代表，全面检视学生精神健康政策。检讨不应只计算轻生个案数字，更要研究学生压力的来源、校内支援人手、转介轮候时间、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处境，以及学校面对缩班和杀校时对师生关系造成的影响。

长远而言，香港需要考虑在学校增设专责辅导员或精神健康支援人员，建立更稳定的校本支援队伍。教师的角色是教育和陪伴，不应被迫独自承担大量高危个案的专业介入工作。学生的精神健康，也不能再只依靠零碎计划、短期拨款和事后补救。

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每一个孩子推向同一条竞争跑道，而是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到被看见、被理解，并相信自己即使遇到困难，仍然有路可以走。

当孩子以生命向社会发出警号，我们不能只说“令人惋惜”。政府必须拿出具体行动，学校必须获得足够支援，家长与社会也必须放下只看成绩的单一尺度。守护学生，不只是教育政策问题，更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良知与责任。

作者狄志远是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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